原来父亲跟单位组织的打猎队去盘锦苇塘子里打野鸭子,被苇塘里的大野蚊子轮番袭击,每个人都被叮了一身大包。父亲是个很皮实的人,一般破个皮,叮个包从不当回事。这次估计是实在痒的太难受了,否则不会一进家门就大喊。他们在苇塘子里打了好几天野鸭子,只打了几十只,带回单位每人一只都不够,最后是每人分了半只鸭子。我家那半只鸭子咋吃的我都忘了。
母亲说,最困难的是1961年,啥吃的都要票,上饭馆吃饭也凭票。点心饼干都要票,七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可以凭票买半斤手指饼干,我和弟弟可以买一斤。可这一斤手指饼干买回来,母亲给奶奶半斤,我和弟弟半斤。母亲说,奶奶和父亲都得过肺结核,营养跟不上就会再犯。所以,有吃的母亲都是紧着奶奶和父亲吃。那时父亲很少在家,他的定量都换成了粮票出差用了。母亲自己定量三十一斤,可每月只吃一半定量,省出来给奶奶和我们。奶奶的定量那时只有24斤,根本不够吃。我和弟弟加一起才十几斤。
父亲的肺结核是被推荐去人民大学进修体检时才发现的,因此父亲也没去成人大。根据母亲的记忆,父亲应该是1951年辽河发大水那年得的肺结核,只是当时没重视,以为就是感冒。辽河发大水的时候,父亲正跟着领导在帮助老乡撤离,没想到老乡刚撤到山上,大水就过来了,父亲来不及往山上跑,就把小时候爬树的功夫用上了,爬上一棵大树躲避洪水。在树上又冷又饿,又渴又困,坚持两天两夜才等到救援的船只。父亲回到单位就大病一场,发烧咳嗽,起不来床。母亲说,那年是建国后最大的一次辽河泛滥,当时的水利部长傅作义亲临沈阳指挥抗洪。
因为父亲得过肺结核,比较馋,母亲在吃的方面都是紧着父亲。母亲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就从来没去过饭馆。在我的记忆里,也是和父亲下过饭馆,和奶奶吃过吊炉饼鸡蛋羹。只有一次我过生日,母亲带我去园路餐厅吃的鸡汤面,而母亲自己不吃,只是看着我吃。我后来问我母亲,为啥你不下饭馆呢,母亲则说,我又不馋,也没病,你爸得过病,嘴馋。
母亲说,当时她决定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同事和好友王姨曾劝过她,说肺结核很麻烦的,弄不好把你也传上,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啊。母亲不信,说她夭折的妹妹就是肺结核,活着的时候都是母亲伺候着,也没被传上。再说,我父亲那时都治好了,母亲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父亲有过病就不跟父亲结婚了啊,那成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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