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佛教大藏经的研究 (5)

我与佛教大藏经的研究：从四川省图书馆珍藏的《洪武南藏》到《永乐北藏》

5.《永乐北藏》

由于兰卡斯特教授和古鲁格教授在西来大学的地位，我终于在两位老人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份工作。2002年暑假，我率领卡加利大学的游学团到中国参学佛教结束后，我收到西来大学校长陈迺臣博士的来信，邀请我来洛杉矶西来大学任教，并担任古鲁格教授的的助手。古鲁格教授是教务长，时需要秘书和翻译，于是我于8月22日来到洛杉矶。

下面的六年主要是为稻粱谋，为了生存而工作。工作包括教学和翻译，生活上比加拿大改善多了。不再有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感觉了。２００３年是值得庆幸的，儿子考上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化工系。但以后几年，美国的房价一直高涨不下，给人以假象，即什么人都能贷款买房，炒房成了地产商乐此不疲的好戏，报纸也反复喋喋不休地宣传这次价格上去了再也不会下来了。个别地产商也说这房价涨得离谱了，劝我们不要动手。布什政府主导的反恐战争造成了国库空虚，而所谓的经济大师格林斯潘却借口自由经济，对于银行贷款不加任何限制，格林斯潘和美联储未能有效监管问题信贷是造成美国经济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不得不一直租房，加上儿子毕业后的工作也不理想。整个经济状况令人沮丧。

２００８年，我到克莱蒙特大学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太史文教授的讲座，我们数年前曾见过面，他建议我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继续做大藏经的研究。这一年我的准备工作不足，没能申请上。第二年又申请了一次，我请了太史文教授，兰卡斯特教授和古鲁格教授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这次申请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给了我一笔奖学金，共２４００美元，够我做一个月的研究。

我填写申请表时表示希望做《碛砂藏》的研究，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善本书部主任马丁博士帮助我申请到这笔奖学金后，劝我不要做《碛砂藏》的研究。他说研究过《碛砂藏》的学者太多了，其中有胡适、汤一介等。他希望我研究《永乐北藏》，说他们有一套不完全的《永乐北藏》，放在图书馆已经７０多年了。我接受了马丁博士的意见，开始了对《永乐北藏》的研究。

２００９年６月底，我带着儿子来到风景如画的普林斯顿。开始了为期四周的《永乐北藏》和《碛砂藏》的研究。

第一天查看《永乐北藏》时我被其宏大的气势深深地震撼了。它比《碛砂藏》高２公分，字体也大一些，每页５行，而《碛砂藏》每页６行。第一天就看到明神宗母亲李太后的玺印：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之宝，印盖在明神宗的敕谕后面。我几乎每天都与远在成都的父亲通电话，报告当天看书的结果。父亲也利用他的资源，帮我查找材料，提醒我查阅相关资料。如《永乐北藏》前３００卷后面有驸马万炜的题记和印章，父亲叫我查《明史》和《明实录》中有关万炜的资料，李太后的资料，等等。《碛砂藏》中看到明大学士赵志皋夫人出资抄补《碛砂藏》的题记，又了解到浙江省图书馆的《永乐北藏》是赵志皋当上大学士后请陈太后赐给的。普林斯顿大学有电子版的《明实录》，查起来很方便，可惜待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间太短了。

我每天背着相机和电脑到图书馆，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的上午１１点半。大约１０点４０分，我发现了一条题记，“康熙辛亥仲冬望日阅完此大般若尊经，金台沙门行端谨志”。出家人行端敢在皇家的大藏经上题字，这在明王朝时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条题记说明此套《永乐北藏》在1671年时流出了宫廷。我向马丁报告了这一发现，马丁也为我的发现感到高兴。这年夏天我没有回国，我初步写了一篇关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北藏》的论文，出席在西安举行的“国际玄奘大师学术研讨会”。

这个会的发起人之一是西北大学佛学研究所的李利安教授。他看了我的论文后说陕西汉中地区的洋县智果寺曾藏有一套《永乐北藏》，他欢迎我有机会来陕西做研究。会议结束后，我就到重庆去出席大足石刻的会议，我到重庆主要是想查看重庆图书馆藏的《永乐北藏》。

《中国古籍善本目录》记载了各地藏有《永乐北藏》的情况，其中有重庆图书馆。我请重庆图书馆善本书室主任袁佳红女士让我查看他们珍藏的《永乐北藏》。我请他们搬出第一函和最后一函。仔细一看，发现重庆图书馆藏本与普林斯顿大学藏本有不少差异：锦缎不同，没有李太后的印章，明神宗的圣谕没有龙的图案，记载有“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重修”的题记，甚至目录和函号数字也有差异。通过目录卷可以看出，这套大藏经是《永乐北藏》和清《龙藏》的混合本。最后一册有《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很长的题记。

对于印本的大藏经，据一般常识，印本应该没有多少差异了吧？重庆之行查阅了《永乐北藏》，我看到了印本的另一面：似乎每套大藏经都有不同吧？由于只看了两套印本，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2010年5月底我回到成都。6月4日应西南民族大学宗教所蔡华博士的邀请，做了《永乐北藏》的讲演。席间有藏族同学举手发言，提到我照片的藏文，这正是我不懂的地方。一位叫忠恕的藏族同学告诉我，大藏经上的藏文字除了“开光”的意义外，还有“功德无量，广为流通”的意思。讲演和交流也给我学习的机会。谢谢这位藏族同学的帮助。

第二年我决定去陕西洋县查阅《永乐北藏》。我与西北大学佛学研究所的李利安教授保持友好的关系，也尽量帮助他的学生找有关的英文资料。他们也乐于帮忙。

洋县的《永乐北藏》也是明神宗的母亲李太后赐给的。可惜不全，堆放在库房的柜子里，没有编目，没有任何顺序。我把自己去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看到的明神宗圣谕和李太后的印章的照片出示给博物馆的负责人看，他们说他们有印象曾看到过。三天下来，找到了几条题记，没有找到李太后的印章。两年后李利安教授组织了一个小组到洋县博物馆，他们进行了编目工作，也是在工作即将结束时他们找到了李太后的印章。我下载了他们拍摄的照片，对照了普林顿大学的《永乐北藏》的李太后印章照片，发现它们不是同一个印章，洋县的照片显示该印有三行字：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宝。而普林斯顿大学藏本的印章有四行字，“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之宝。”多一个“之”字。

博物馆负责人出示了智果寺的圣谕碑的拓本。这份拓本解决了朝廷赐《永乐北藏》给各大寺院的立碑问题。这个问题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中得到了印证。国内不少寺院仍有明英宗和明神宗赐《永乐北藏》的神谕碑。洋县的《永乐北藏》中有一条奏事牌子徐伸女捐资刻印五大部经典题记，我后来用此题记与芝加哥大学的《永乐北藏》的捐资人奏事牌子李秀女的题记进行了对比，了解到朝廷宫女也捐资刷佛教大藏经。后来发现太监也捐资刷印大藏经，甚至老百姓也捐资印经，因此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为问题的研究找到了方向。

这年，我向西来大学中国佛学研究中心提交了申请，希望翌年再次到中国参访收藏有《永乐北藏》的图书馆和寺院。

2011年，我出席了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两个会议涉及大藏经研究。一个是在3月27日在图桑的亚里桑那大学举行的第一届汉文佛教大藏经会议，一个是在6月20日至25日在台湾法鼓山举行的国际佛学研究学会的16届大会。我向两个会议提交了两篇内容不同的《永乐北藏》研究结果。

3月上旬，我妹妹通过电邮告诉我父亲病重，叫我安排时间回来看望。我利用春假，与儿子一起取道南韩首尔回到成都，看望躺在病榻上的父亲。我不相信父亲会离去，尽量用英语鼓励他恢复。3月18日下午，天气很好，我和儿子把父亲用轮椅车推下楼去晒太阳，父亲心情很好，给我讲述了康有为当年为吴佩孚五十大寿写的对联：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父亲给我讲解了这幅对联的背景。父亲对这幅对联特别钟爱。看来他十分欣赏“牧野鹰扬”。他希望年轻人像雄鹰飞扬在牧野战场上。接着，他又讲述了吴梅村的诗歌《陈圆圆》，特别“冲冠一怒为红颜……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代红妆照汗青”叫我好好读这首诗，了解其背景。

父亲的病况似乎有所恢复。医生说他可以在清明节前后出院，我们信以为真。父亲也很高兴，盼望着清明回家，他在病榻上吟诵了辛弃疾的念奴娇词：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
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
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
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
旧恨春江流不断, 新恨云山千曡。
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
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我十分惊讶，尤其是“楼空人去”一句，似乎有不详预感。第二天，父亲又吟诵了陆游的诗：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看来父亲是如此地盼望着清明回家。他用诗歌的崇高境界，转达了他对生活的眷念，总结了他的一生。他没有留下遗嘱，却用诗歌给我们留下了他的精神。

3月24日，我和儿子离开了成都回到洛杉矶。父亲于4月1日去世。我顿时陷入极度悲伤之中，父亲的去世使我顿失学术依靠，犹如“学术孤儿”。正如我前文所言，我没有读过中文系或历史系，很多知识都是靠父亲指导补课。父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后来王利器教授的公子王贞平教授安慰我说，要振作起来，做到学术独立。

我获悉父亲去世的噩耗后，与母亲通了电话，母亲明确叫我不要回家了。“悲痛挽救不了你的父亲。”我含着眼泪，当天飞往夏威夷出席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会上遇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马丁博士。马丁告诉我，最近芝加哥大学发现了一套《永乐北藏》，很全。他建议我与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元先生联系，争取去那里查看他们珍藏的《永乐北藏》。

5月中旬，西来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出乎我意料地获得了一份表扬，教务长颁授给我一份奖状，表彰我多年来坚持不懈的科研努力。大概因为我比较孤傲，从来没有在中国的任何学校里获得奖励，西来大学的奖励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最重要的评价。当我走上台领取奖状时，突然想到，要是父亲知道这个消息该有多么高兴啊！

毕业典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我飞往芝加哥，开始了为期3周的查阅工作。芝加哥大学的《永乐北藏》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永乐北藏》有异同。芝加哥大学的《永乐北藏》保存得非常好，部分函套也是原装的。没有查到明神宗的敕谕，也没有看到李太后的章印。函套的图案与藏经某一册的封面或封底的图案相似，大概都是用的同一种锦缎。我注意到芝加哥大学的藏本几乎每一册的题签都被贴了一张纸条“御制唐三藏经”，纸条下隐隐约约能看到经名，显然被人有意覆盖了，只有极个别例外，就是修补人“错误”地将纸条贴在了背面，所以偶尔可看到经名。第一册的御牌上的“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也被贴了一张纸条“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大概主人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将前朝的记录抹掉。此时乾隆大藏经已经雕刻完毕，并流行于世。为了使这部大藏经看起来像《乾隆藏经》，修补人想方设法，不惜将这部《永乐北藏》后部分经册一册拆为两册，凑数拼为700余函，[1]力图造成与《乾隆大藏经》的724函相似的印象。我猜想这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的恐怖，使得僧人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明版大藏经的权宜之计。

国际佛学研究学会的第16届大会于6月18日-25日在法鼓山召开。我在会议上遇到了我的梵文老师布龙科斯特教授，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教授已经退休，他特意来听了我的讲演，对我的研究予以鼓励，大概老师对学生能打个及格分吧。

会议结束后，我取道香港回到了成都，看望母亲，第二天去祭扫父亲的墓地。我在父亲的墓前，默默地向父亲发愿，要继承父亲的佛学研究事业。

我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先生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李际宁先生，承蒙他们二位的帮助，我的《永乐北藏》研究能有进展。二位先生的帮助，我终身铭记在心。

我首先在北京拜访了房山云居寺的张爱民先生，他带我去云居寺博物馆观看《永乐北藏》，上面有太监卢受捐资刷印《永乐北藏》。接着我去天津图书馆查看了该馆珍藏的《永乐北藏》，我听说他们还有《永乐南藏》，请他们展示了几卷《永乐南藏》。这几卷的照片为我准备国际佛教学会第17届大会的论文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

李际宁先生帮我联系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善本部的杜云虹女士出示了山东图书馆珍藏的《永乐北藏》，他们还编写了一个目录，记载了存佚情况。我今后做存世的《永乐北藏》联合目录，就可以把这个目录放进去。可惜的是，山东图书馆对这套《永乐北藏》的来历没有记录。另一个特点是，刷印的纸张上有“御記”的印章。

夏年先生还帮我联系了中国佛协图书馆的圆持法师，在圆持法师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广济寺内中国佛协图书馆的《永乐北藏》。发现他们的《永乐北藏》很全，明神宗的圣谕是赐给北京护国寺的，上面有李太后的印章，后来对照了这个印章，与洋县博物馆和甘肃武威博物馆珍藏的《永乐北藏》的李太后印章相同。此外，我还发现了“广运之宝”的印章。我查阅《永乐北藏》时还有幸认识了中国佛协负责人学诚法师。学诚法师让我向信众报告我的研究成果，活跃学术气氛。7月16日，于是我到海淀区龙泉寺做了一次欧美佛教研究状况和我的《永乐北藏》研究的讲演。

夏年告诉我，广化寺也有一套《永乐北藏》，需要等到主持回来以后才有机会查阅。这样，我在北京又停留了几天，终于在什刹海旁的广化寺看到了《永乐北藏》。从扉页画看，此套《永乐北藏》应与重庆图书馆珍藏的《永乐北藏》相似。千字文的“天地玄黄”改成了“天地元黄”，显然是清康熙年间的印本，为了避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的讳，改“玄”为“元”。

李际宁先生还安排我去北京大兴县的一个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何唯良先生带领我们参观《龙藏》的经版和刷印《龙藏》的车间。看到《龙藏》经版，刻印、电脑校对、刷印、折叠、装帧等一个个环节，保存《龙藏》这一珍贵文物，使我油然起敬，此行令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离开北京后我去了安徽九华山。九华山化城寺保存有一套《永乐北藏》，以及明神宗的圣谕（网上可以看到）。但与化城寺出家人打交道时遇到了麻烦。小和尚借口说当家师傅不在家，始终不肯出示“珍宝”，我打开电脑，给他看我在世界各地拍摄的《永乐北藏》照片，说明我是来做研究的。他推说要有北京中国佛协的电话，或是国家宗教局的电话，弄得我很难办，不住地与夏年和他的朋友打电话，我真怕自己成为一个负担，怕朋友们烦了。承当地宗教局的负责人热情招待，我在九华山待了三天，每天去找小和尚，最后小和尚为了打发我离去，出示了两本《永乐北藏》的零本，让我看了十分钟。我拿出相机，把这两册《永乐北藏》进行了拍照。后来去化城寺博物馆，看了明神宗圣谕的复制品，上面有“广运之宝”的印玺。

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南京，我有一位远房的亲戚在南京工作，已经退休。我决定去拜访他，顺便在南京参观。《洪武南藏》和《永乐南藏》都是在南京报恩寺刻的。在亲戚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报恩寺遗址（为“洪杨之乱”烧毁），该寺正在修复之中，接着又参观了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我记起了1997年初在哈佛时，我曾在杨仁山居士的孙女赵如兰女士做客。赵如兰女士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导师赵元任先生。赵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2011年是我在学术上获得巨大丰收的一年。我认识到，存世的每套《永乐北藏》大概是大同小异。“同”是指印本，“异”是指包装，纸张、函套、扉页画、封面的锦缎、题记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对象。我想，其他存世的大藏经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永乐南藏》和《龙藏》的存世本也比较多，很有可能发现类似的“大同小异”的状况。

[1] 由于修补人拆一册为二，只好将原册的背面作新册的封面，而背面则用一种有大花图案的布料做封底，与原来的锦缎不相匹配，布料的颜色颇为鲜艳。我对照普林斯顿大学藏本的第一册，其封面的色彩和图案与芝加哥大学藏本的函套颇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