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者的叙事（1）

作者王绍光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随即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此书即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的一本文革研究专著。由于作者本人也参与了文革的全过程，虽然不是核心人物，但因为有第一手的感性认知，所以此书给我的感觉确实像一个中国人写的文革史，而不是外国人那种隔岸观火的文革史。

本书作者不同于以往的那些仅把关注点集中于毛泽东身上或迫害与被迫害问题上的文革史研究者和回忆者，而是把目光对准文革的主流参与者，即文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身上。作者认为以往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文革研究，是史学界伟人史观的表现。这种史学研究忽视了文革的主要参与者，以及他们与毛泽东的互动和利益分歧，而这种互动和利益的不交叉是造成文革左右摇摆，起伏波动的主因。文革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巨大个人威望的超凡领袖越过官僚阶层与基层广大群众互动的过程，而这一互动过程并不单单是毛的最高指示和伟大号召的结果，也是由各个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所驱使的。这些利益诉求和毛泽东的文革诉求是平行的，并没有交叉。也就是说各有各的目的，只是表面上统一在一些政治口号上。“谁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关键作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没有亿万人民的参加文革就不称其为文革了。我决定将分析重点放在群众身上，老百姓为什么会投身文革? 群众为什么会分化为水火不容的派系? 大众参与的行为模式有什么特点? 这些也是我所关注的问题。”（摘自《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以下凡是没有注明的引号部分皆为此书的摘录）

王绍光在前言中也指出一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文革研究者容易犯的毛病，其实这也是所有历史研究者都值得注意的问题：“很多文革研究者千方百计搜罗文革小报。但后来人恐怕不知道文革小报有个特点。造反派出得多，保守派出的少。原因很简单，造反派中聚集了当时的知识精英，舞文弄墨，本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而保守派多为大老粗，不善言辞。Henry L.Stimson说:‘历史往往不是真实发生的事儿，而是被记录下来的事 。’可谓一针见血。难怪James Monaco 呼吁说, ‘历史只存在于媒介中, 媒介制造者就是历史的制造者’。如此说来保守派当年的失声可能使他们在文革史中永远居下风。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必须提醒未来的研究者注意这一点。”

但作者同时也并不认为亲历者所记叙的历史就具有天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点我非常认同）。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人，人是有爱恨情仇的，有爱恨情仇就有片面性。尽管所讲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故事并不构成历史的全部。所以作者认为，文革故事由谁来讲，讲什么，如何讲都可能造成后人对文革认识的偏差。作者认为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文革故事基本被两类人垄断了，即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其子女组成的“旧精英”集团和军队与地方干部及其子女组成的“新精英”集团。而这两个集团的人加起来在中国也属于凤毛麟角。而亿万普通人的文革史没人讲，当事人也不会讲或没能力讲。作者并不认为是这两类精英是故意歪曲历史，而是因为参与在历史中的人们，往往最喜欢叙述的都是自己受迫害的故事，而不是迫害他人的故事。“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各个时期攻击的对象很不一样，在一个时期遭受迫害的人，往往会在另一个时期以十倍的疯狂迫害，报复他人。更重要的是亿万普通人在文革中既没有遭到迫害也没有迫害他人。他们的故事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他们的故事本应是文革历史中重要的篇章。” 这基本上反映了事实。历史不可能不失真，也不可能被完全复原，但只要参与历史的每个群体都发声，都写出自己的故事，才会让后人看到最接近真实及全貌的历史。

很多关于文革的叙事和评论都把参与文革的亿万群众当作乌合之众，似乎文革中的广大群众都是毛的忠诚、偏执的狂热信徒，是愚昧和非理性的群氓。作者通过采访众多武汉地区文革头面人物，收集大量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资料，以武汉地区的文革为研究样本，用马克思.韦伯的政治学分析方法对这一普遍说法提出异议，并给出自己的分析结果，即：参加文革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是理性的。“我对文革的解释很简单。在疯狂的表象下的文革参与者，实际上是理性的。这个解释基于文革期间自己的观察。一个人参加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几乎是可以预测的。”

这里要解释一下作者所言的理性是什么意思。这里的理性指的是行为的动机是基于利益，而不是基于超利益的信仰。理性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和可推理性的特征，而不像感性行为那样的不可捉摸和预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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