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人和社会各个部门全部卷入文革后，社会秩序大乱，生产停顿，经济下滑。为了恢复秩序并将老干部排斥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开始支持造反派夺权。
夺权运动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而是因为上海“一月风暴”的成功让毛泽东感觉夺权是恢复秩序和改造权力机构的好办法。上海造反派夺权时，喊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这正迎合了毛泽东恢复秩序及生产的想法。上海造反派夺权后，生产秩序基本恢复。毛泽东发现没有那些老干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工业生产一样正常运转。于是毛泽东决定支持和推动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上海夺权后，全国各地随即开始夺权运动，但唯有上海的夺权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原因是上海是真正的造反派夺权，而且夺权后把生产组织的井井有条，社会秩序恢复，人民普遍满意。可其它地区的夺权就不是这样了。当时全国有四种夺权模式。上海是唯一让毛泽东最为满意的模式，即造反派不仅夺了政治权，还夺了事务权，而且还能独立击退保守派的反攻。广东则是第二种模式，即保守派夺了权，然后把事权又交还给老干部，群众组织变成一个监督机构，这是毛泽东最不满意的模式，所以中央文革一直不承认广东夺权成功。江苏是第三种模式，即造反派自行其是夺了权，但也不听中央文革的指挥，所以中央文革也不予承认。还有就是黑龙江模式，这个模式后来成为中国各省夺权的标准模式，即三结合的夺权模式（老干部，军队和造反派）。湖北和武汉的夺权采用的就是黑龙江模式。
夺权初始，造反派以为最大的阻力来自老干部，可实际情况是，最大的阻力来自保守派。在武汉，保守派的人数众多，而且有很好的组织性。保守派一般都是由单位的党团员和出身好的人组成。在他们眼里是好人不造反，造反没好人。所以多数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央支持这些胡作非为的造反派，容忍社会秩序大乱。其实，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人喜欢天下大乱，只有那些认为天下大乱会对自己有好处的人才会喜欢乱。这些人就是保守派讨厌的造反派。
毛泽东本以为夺权会让失去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却万没想到，全国全面夺权导致了全面内战。群众组织分成完全对立的两派，每个组织都宣称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革命左派。不仅造反派和保守派因为夺权尖锐对立，造反派内部也开始分化。
为了支持比较弱势的左派，毛泽东让部队到地方支持左派，但军队也没有火眼金睛，分不清哪个是左派，哪个是右派。而且军队肩负维持秩序的任务，自然而然地支持那些希望恢复秩序的保守派。这导致，大部分地区的军队支左，变成支持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这其实很好理解，没有哪个当权派和秩序维护者喜欢造反派的，所以军队并不是故意和毛泽东唱反调。武汉支左就发生这样的状况。
“毛泽东期望夺权会带来革命秩序，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幻想。令他极为失望的是，夺权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极大的混乱。首先，夺权并没有导致新政权的建立。在多数情况下，夺权都半途而废。也就是说，虽然旧的权力机构的丧钟正式敲响，但造反派却无法提供有效的权力替代者。旧政权在武汉被彻底打败。从省长和市长到车间主任和生产组长的当权派通通被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不列入国家公职人员名单居委会干部以及负责居民户口管理的民警也被视为当权派。在某些单位里造反派做得更加过分，非党员造反派，把党员也当作一种权利的象征，因而要求拥有把党员开除出党的权利。”（P111）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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