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除派性的影响，湖北省革委会召集全省尤其是武汉各主要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参加8月中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曾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受到谴责。大约在这个时候，武汉军区的主要领导人又被召到北京。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林彪听了他们有关武汉形势的汇报。离开北京时，他们信心十足，因为不用再对造反派客气了。”（P187）
紧接着，是向各单位排除工宣队和军宣队，解散群众组织，同时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虽然名义上，“清理阶级队伍”是针对“地、富、反、坏、右、叛徒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但实际上，主要打击的重点的是造反派，因为造反派里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最多。而很多前期被批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运动中被逐渐“解放”了。
对激进的造反派打击最为严重的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各个城市最为活跃的激进造反派都来自大学和中学高年级学生。当这些学生被一股脑地下放到农村后，城市变得安静了。每天震耳欲聋的广播车和大喇叭少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半之后，似乎从1969年开始，历史的钟摆正明显地荡回到1965年的状态。”（P190）
1969年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混乱都结束了，派性斗争也不再那么明目张胆了。但武汉并没有消停。武汉造反派认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对造反派的镇压，是复旧活动。武汉造反派的“反复旧”活动虽然使武汉再度陷入混乱，但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就像一个弹簧，虽然上下往复运动，但振幅越来越小了。反复旧活动显然脱离了毛泽东文革的轨道，违反了九大的团结精神。因此受到革委会和军队的镇压。
等到1970年的抓五一六时，大批造反派头头和成员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有的被抓捕，有的被批斗。这之后，造反派就基本被镇压下去。但武汉的派性斗争却一直没有消除，直到“四人帮”被捕前，武汉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一直在反反复复中进行着。十年文革，对武汉来说是一点不虚的。
纵观十年文革的全过程，造反派从被压制到走向前台，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再到极端和自私，最后被抛弃和镇压的过程，也正是文革起伏波动的全过程。这也符合社会普遍规律，凡事都有生有灭。本书作者王绍光的这个研究，主要论点是文革的参与者并不是非理性的、受人操纵的机器人，而是理性的战士。所以作者在最后说道:“不管文革参与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真实的动机，他们都是理性的战士，而不是被人愚弄的炮灰或机器人。从1966到1976的整整十年中，他们一直在互相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正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干扰了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因而最终导致这位伟大舵手的最后社会变革实验功败垂成。”（P255）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和毛泽东的去世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转入低潮。如果我们把探索的目光投向19世纪，我们会发现，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和其它社会运动一样，经历了一个发生，成长，高潮和低潮的阶段。但低潮不是消失，资本主义的缺陷和难以克服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土壤。任何事物走向极端都会走向反面，资本主义因为随心所欲的自由发展走向极端，遭到社会主义的挑战。而社会主义运动也一样，不断思想纯化的过程也让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极端，也因此走向失败。今天的资本主义也好，还是社会主义也好，彼此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纯粹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都已经找不到了。也许这是常态，也许这种相互借鉴和学习的过程正在孕育着一个更完美社会的雏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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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08/31/2022 @ 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