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之前，中共就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向出身好的学生倾斜，因为五七年的大鸣大放让中共意识到，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意识有很重要的作用。反右运动的经验是，家庭出身好的学生更可靠。在反右期间，工农干部和工人阶级都扮演了坚定的左派角色。在毛泽东决定反右之前的大鸣大放期间，基层的工农干部就已经对右派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反右本身也是与基层工农干部和工人阶级的利益重合的。
“新政权决心改变各级教育机构的社会构成。以利于工人和农民。这个目标在较低层次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到1956年为止。工农出身的学生比例已经在小学达到82%，在初中达到66%，在中专达到了64%。在同一年只有34%的大学生具有”红色”的阶级成分，而这些学生又集中在本地师范类和农业类院校之中。在名牌大学里他们只占学生总数的10%-20%。国家可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化改造。但无法社会化由老精英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富裕家庭仍然能成能够承受让他们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负担（直接成本有学费学杂费日常花销和衣物等，间接成本则视学生如不上大学而去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而且那些拥有稀缺技能和专业训练的人很有才能，他们的家庭环境，也使其技能和训练所带来的有利状况可以持续下去。新政权于是就面临着一个困境，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最有才能的人往往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而那些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却一般而言专业水平低、能力差。哪一个集团应当允许接受高等教育？应当采用什么招生原则？如果把学习成绩好坏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高等院校将继续成为老精英的专有领地，相反如果过于推行补偿政策，那么教育质量又会降低。”（P42）
“到60年代中期，中国已普遍接受了平等口号，问题在于老精英及其子女把口号理解为机会的平等，而出身低下的人则把它理解为结果的平等，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受到了歧视。紧张关系由此得以发展。推行阶级路线使学生们日益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集团。”（P46）
文革为什么从教育界和文化界开始，这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迷。在读了一些文革回忆和研究文章后，尤其是读了毛泽东文革前与王海容和毛远新的谈话后，我多少明白了文革为什么能在教育界点火就着，为什么北京文革开始时最积极、最激烈的是老干部子弟集中的几所中学。阶级分析和新精英集团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具有了危机感和抢夺教育资源的紧迫感，也增强了他们的斗争意识。文革初期，血统论在老红卫兵中的风行和教师的受辱挨打都与新精英的这个自我意识觉醒有密切关系。王绍光收集的文革前的资料里有一份武汉高中招生委员会出的《初中毕业生的推荐工作的情况反映》，里面讲到，许多重点学校把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等同看待。例如：出身好的同学没有推荐同班的女生上高中，就是因为这个女生的父亲是总工程师，母亲是总会计师。她的同学还振振有词地说：“解放前，她家过的好。现在她家还有一个保姆，所以最好送她到农村去。”这种嫉妒心和公平意识相掺杂的心态被作者认为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积极投身文革的原因之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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