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认为，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具有两个特别的重要的意义，第一，红卫兵是1949年以来真正的独立的群众组织；第二，红卫兵开创了群众组织跨单位统一行动的先例。因为过去中国社会是被垂直分割的社会，一切政治活动都在各单位内部进行，只有共产党能够组织跨单位的行动。红卫兵组织开的这个先例，让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跨单位联合，以便追求他们的共同目标。这其实是自发性群众运动的必备条件。
1966年8月至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以破四旧和大串联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破四旧是与针对老精英的暴力结合在一起的。“针对老精英的暴力在1949年以来的其它时期也发生过。过去的暴力总是由当地政府发动和组织，属于受控暴力。而1966年8月的暴力则不同，它是由自发的学生们进行的，因为不不受控，结果就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野蛮。武汉总共有21，000个住宅被抄，没收了17,875两黄金、28,936两白银、267,000个银元和4.4亿现金。学生还开会批斗牛鬼蛇神，带他们游街，甚至强迫他们离开城市。体罚成为一件常事。在武汉，有32人被殴打致死，还有112人企图自杀，其中62人死亡。”（P70）
破四旧其实没用几天功夫就完成了，所谓的“四旧”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消灭殆尽。因为破四旧对红卫兵来说没有什么风险，可以为所欲为，当地政府对此也是保持观望的态度，甚至还有公安局和派出所给红卫兵带路的炒家的事。到破四旧为止，文革仍然没有跳出反右模式。而与破四旧同期进行另一个重要行动—-大串联，则对文革的发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串联让红卫兵们的信息更加畅通，中央和地方的联系更加密切。北京跑到外地的红卫兵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比如中央高层批判了刘少奇这样的消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了动员群众，打破官僚阶层对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争消息的封锁，就故意将他与刘少奇的矛盾泄露出去。这种信息传播方式让地方政府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他们从正规渠道获得的消息总是滞后的。虽然武汉具有一个特别优势，即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的亲信。毛泽东态度变化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可张体学本着惯性思维，并没把问题看的那么严重。掌握了最新内幕消息的北京红卫兵，胆子更大，造反精神更强，比如北京在武汉的人民大学串联学生赵桂林成为攻击湖北省委的少数造反派领袖。与此同时，串联到北京的武汉学生回到武汉，带回文革小组的最新信息。两股学生合流成为武汉地区造省委反的少数派红卫兵。
在武汉，敢于造省委反的学生是少数派，但他们斗争性很强，能量很大，而且面对官方和官方所组织的群众的围攻毫不气馁。当时湖北省委还通过王任重在北京请来救兵，这就是卜大华和宋彬彬带领的北京老红卫兵。他们以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为使命，以正宗红卫兵自居，谴责赵桂林为首的平民造反派攻击人民政府。“8月31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在武汉的北京学生因此也要求与省长座谈，但张体学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说他不想让人感觉到他受学生摆布。这样一来，双方就面临一场冲突。9月2日晚，40名北京学生在湖北省委大楼前静坐示威，在第二天增加到200人，他们决定绝食。这个没有先例的事件在全市引起轰动，大多数普通工人和干部反对扰乱社会秩序，当地居民聚集到现场谴责学生攻击党的领导。”（P75）
“到九月底为止，他（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最早出现的红卫兵是维护现状的力量。而他能够依靠的造反力量只有极少数人，甚至在北京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各省市了。使少数学生身处困境的是十七年间确立的游戏规则。为了将似乎停滞的文化大革命向前推进，毛泽东决定采取旗帜鲜明的立场来支持少数。十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声明:：运动初期强加给学生的错误结论一律无效，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必须予以平反。这一行动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打破了以往权力精英和普通公民所相信的神话，地方政权代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所以是不能碰的。另一方面，对于数月以来受到打击的人来说，他们渴望获得地方政权的补偿和纠正的要求得到了赞同和鼓励。一句话，造反有理。”（P77）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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