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地方政权陷入瘫痪，但真正加入造反组织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还是站在保守派一边。毛泽东对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很多党团员、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之所以参加保守组织，也即所谓的“保皇派”，是受了走资派的蒙蔽。真实情况并非毛泽东判断的那样，受走资派蒙蔽和被走资派利用的保守派确实有，但不是主流。王绍光认为，在毛泽东瓦解了旧的权力机构后，人们选择加入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完全是自愿的，而且也是自己的一种理性选择。“什么样的人可能成为造反派呢？在学校里，造反派是那些被排出除老红卫兵组织之外的人。在工厂和其他单位里，他们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或者运动最初几个月里被疏远的人。所以，更多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激进组织而不是保守组织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很多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眼里的落后分子和问题分子加入了造反派，所以“根红苗正”人就不愿意加入造反派。另外，他们也从心里认为，文革前的体制和那些领导没那么坏，他们找不出需要造反的理由。武汉华中工学院9月27日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但只有700人参加这个组织，而华中工学院是个拥有一万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大学。
武汉的工人造反派很多都是在单位受过领导打压和批判过的人，原本就对领导心怀不满，看到文革给他们机会可以造反，还可以打倒本单位领导，自然会积极参与。文革前，“工总”的很多头头都是那种历史上不太干净的人，比如朱红霞1949年前参加过反动会道门，五七年因为同情右派而受批判，文革初期他还被打成“三家村分店”成员。“工总”的另一个头头胡厚民则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曾想当工人俱乐部的头头没当成，因此对领导十分不满。文革初期，他也被打成厂里的“小三家村”成员。李洪荣虽然是中共党员，但在社教期间，因发现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倒卖布票粮票的不法行为，而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另一个头头余光顺曾在1957年因诈骗罪被判刑七年。这些人之所以积极造反，原因是都感到自己是受迫害的人。还有的人虽然自己历史清白，但亲属中有被打成右派的，而他们则受到牵连和歧视。因此，反击“资反路线”后他们也加入了造反派组织。
王绍光说，文革中的人参加哪一个组织，基本上可以根据其在文革前的状况推测出来。这是文革参与者的理性选择的证明。社会存在的潜在矛盾是亿万人民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在1966年的12月份，工人造反派逐渐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可在武汉，造反派在各单位都是少数派。这和辽宁的情况有所不同。辽宁工人参加文革时，基本都是加入了“辽革站”这个造反派组织。正是因为武汉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才出现了720 事件和持续不断的派性斗争。
当看到政府对造反派的行为持续退让时，保守派群众感觉再不组织起来就无法抗衡造反派的势力了。在1966年12月2日，武汉的保守派群众组织革命职工联合会宣告成立，简称“联合会”。这个组织发展迅速，很快发展了40万成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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