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1）
杨益民
前几日读了王赤学友的博文《春秋和古希腊的分道扬镳》论述“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我也曾写过关于该问题的文章。因此，整理一下转发到这里，求教于各位学友，一孔之见错讹之处必多，恳请大家判断鉴识批评指正。
历史上曾经有可能超越西方科学成就的唯一文明无疑是中国。只要看看中国古代发明的长长名单就够了：独轮推车、马镫、硬马轭、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陶瓷等等。
有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工业其实比欧洲要早的多；如纺织业，中国在12世纪时已经用水力驱动的机械纺麻纤维，比英国工业革命的水力纺纱机和走锭精纺机早500年；在冶铁方面，中国早就知道利用煤块和焦炭作为燃料，在风炉里冶炼铁块，到11世纪末中国已年产40000―125000吨生铁――700年之后英国才达到这个标准。
其谜在于中国未能实现其潜力。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先进技术被人所知，必将淘汰旧技术。如果中国人能在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得到技术与理论的提升，科学革命未尚不会在中国首先发生。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产业历史却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技术埋没和倒退的例证。关键问题在于，在这些古代发明创造之后，中国没有人进行进一步地尝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
这个问题牵涉面甚广，我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国家政权类型的影响
二、中西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三、科学思维方法论的影响
四、宗教信仰的影响
五、发明与科技进步的影响
六、国家与文明
一、国家政权类型的影响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王朝兴衰更替循环的历史。每一次的王朝更替都是对国家组织结构的大换血、大破坏，引起的社会经济动荡及其巨大。无论是哪个王朝，其社会制度的本质都是封建专制。
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大的特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臣民除了少量自耕土地，没有其他的“私有产权”。统治者被视为神或“上天承运”，他们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掌控着臣民的生死荣辱。
统治者依靠的不是权力的正当性和臣民的爱戴，而是高压与专制下的臣民顺从。统治者不是激励臣民的创造激情来增加财富，而是只想如何更有利地加重剥削与压榨，他们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只有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与创造激情来自中下层而非统治阶层，才是不断增加整个社会财富的最佳途径。
这种专制控制与所有权的安排压制贸易和实业，干涉私营企业，窒息进取心，阻碍民间的研发投入和发明创造。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的人不能持有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任何非奉命或非预先批准的想法或创意都会受到阻碍，得不到支持。
在这种统治思想指导下，国家不可能投入资金来培养科学思想与科学人才。没有哪一个私人的首创性，没有那一项公共生活能逃脱官方的监控。国家几乎垄断了一切，连文字和出版也被垄断，任何非官方的文字作品未经审查，就没有希望传播到公众手中。
这是一个无穷尽控制与骚扰的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凡违背或似乎违背统治者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一切以所谓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牢牢树立，逐渐成为百姓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禁锢，对任何创新都不敢想，不能想。这种极度控制、抱残守缺的社会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极大的阻碍。
专制制度同样也曾盛行于欧洲。但是，教会与尘世统治者的分权，使得两者不能随心所欲地蔑视臣民的权利。领土瓜分，王室与地方领主的权力分配；分裂导致竞争，竞争则促使君主（或领主）担心臣民迁移他国（像中国这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巨大帝国，国土之外尽皆蛮荒与蛮夷，帝国的臣民无处可迁可逃。）；尊重法律、约法和契约意识，这些都大大缓和了专制控制的程度。
欧洲各地的权力纷争也引起半自治城市的兴起，城市出现的市场使商人具有独特的经济与民事权力。自由经济活动的安全，契约与产权意识的提高，贸易活跃，自由竞争，必然会促进分包和分工的出现，劳动工具的革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产权和尊重约法的理念可追溯到《圣经》所述的年代，并为基督教义所传承和完善。《约书亚记》告诉我们，出埃及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漫游了40年，他们不受任何法律和契约的拘束。每个人都充分享受自然的权利与自由。但自然的自由不可长久享受，过度的放纵同样是一种僭政。于是，他们听从摩西的劝告，约法随之而来。
以色列人在埃及是法老的奴隶，在旷野则成为了上帝的仆人。法老的奴隶源于强力并由强力来维持，而上帝的仆人则基于同意并由约法来维持。这是以色列人忍受过奴役，也品尝了自然的自由滋味之后，深思熟虑的选择。枷锁打破之后，以色列人深知自由的可贵，同时学会了信守承诺，遵守基于共同同意的约法，产权的概念也随之产生与加强。
因此，自由不是自然的自由，而是约法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在西奈山下与上帝的约法不仅是《圣经―出埃及记》的高潮，而且是重要的政治经济革命。比较美国的建国，或许它就是另一部“出埃及记”――“出不列颠记”。
《圣经》宣扬的尊重约法、信守契约、产权概念，经过很长时期各种基督教派的争论与宣扬，这一基督教传统才逐渐为欧洲的政治意识所采纳。
在这种东西方的迥然不同的国家政权形态和统治氛围下，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或许也就只能先发于西方了。
二、中西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几千年间，中西哲学思想差异巨大，而这种差别对中西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传承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诸贤，中国文明的源头则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初始阶段，中国与西方对世界的认识基本上都是从朴素唯物主义到客观唯心主义。
例如被誉为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七贤”之首，“哲学和科学的始祖”泰勒斯，认为“万物源于水”，古希腊哲学家也有认为万物是由火、气、风等元素组成的。而中国哲学家则认为物质由金、木、水、火、土组成，或阴阳五行形成。
古希腊有芝诺“四组悖论”，中国有庄子的“无穷二分法”，以及名家的思辨与悖论。
西方哲学的奠基者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影子。著名的“洞寓说”就是这一理念的形象化。
老子则认为“道”是万物之根本，“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初始态，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为化生万物的根源。
从以上这些哲学观点看，古希腊哲学家与诸子百家对物质或世界本源的看法似乎差异不大。
但我们不要忘了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毕氏认为数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而整个宇宙就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他是世界文明史上第一个从哲学思想上注重“数”的人，他证明了勾股定理，发现了无理数，开创了数学的演绎逻辑思想。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学史》中说：“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性，而不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源自于毕达哥拉斯。”
我们也不要忘记，从秦汉以来，中国文明（或文化）基本上是儒、墨、道的全部思想文化，唐宋以后变为儒、释、道。尤其是儒道两教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甚大（诸子百家中的墨子也曾有原始的科学结果要素，但后世并未深入与发扬光大，其影响也随之衰落）。
儒家学说偏重于入世，倾向于探索现世，关注的是实际和世俗问题，而不是自然、神学和玄学。儒学其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试图将人们的道德意识规范起来，成为封建大统一道德思想忠君爱国的仆臣，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的双重治理。
被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华民族浪费了不计其数的可以成为自然科学家的人才。如果不是让张衡，祖冲之，沈括，郭守敬等等，这样大批在自然科学上有所建树的人奔波于名利场中，劳神于案牍之前。而是让他们和更多的有“奇技淫巧”的人去专注从事自己喜爱且有特长的科学技术研究，他们的贡献决不会就那么小。
道家则即可入世，也可出世，关键在于拿捏得恰到好处。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在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基本就是所谓“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黄老道家学术代表作是《老子》（《道德经》），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的是庄子，《庄子》（《南华经》）所辩之理，主要论述历史人物如何建功立业，个人如何修养——修道，养气，立身、处世等等。
纵观中国历史，在乱世建功立业的多是道家人物，排在首位的当属孙武，所著《兵法十三篇》正是道家思想在军事哲学上的表现。
道家提倡“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并非“清净无为”。其代表人物如：商汤伊尹，周朝姜太公，春秋战国范蠡，汉朝张良、陈平，三国诸葛亮，唐代魏徵，明代刘伯温、周颠、清朝范文程等等。其中姜太公，范蠡，张良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至于诸葛亮则是道儒结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些道家人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贡献最终仍然是服务于王权统治者。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法家，很多学者认为法家源于道家。司马迁就把法家归入黄老之学，认为：法家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法家是道家中的积极入世者。前面提到的人物中有些就是法家。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法家分为三派：慎到的势治派，申不害的术治派，卫鞅的法治派。前两派主要在吏治方面变法，商鞅则注重于法治与弱民。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集法家三派思想之大成，将法家学说融为一体，使得法家思想成为了真正的帝王役民之术。《韩非子》一书中有多篇解释《道德经》的文章，从源头上说清楚了法家的起源。一个“道”字既代表了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观，也包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主要文化。
儒、道哲学观与国家政治与教育目的相结合，传递发展到教育领域，便是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虽然选拔人才更加公平，改善了用人制度。在教育上，促进了士子用功读书的氛围。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繁荣。
但是，科举制度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世人读书学习的目的严重扭曲：
例如：“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格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人生理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这种世俗功利的学习与教育目的，导致关注自然，从事科学研究少有人问津，科技发明被讥讽为“淫巧奇技”。
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不同，希腊哲学家、思想家们沉思冥想的主要关注点始终是与自然、数学、科学有关的对象：未知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构成的？世界是如何演变的？数学应该以什么为基石？什么是探求未知世界的最佳方法，……。
这是一种为求知而求知，以求获得更多对外部世界更深刻理解的，非功利的希腊哲学模式。
人类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未知世界，一个人类感性情感希望触及，理性思维可能理解的伟大而永恒的谜。对这个未知世界的凝视与深思，惊异与认识，理解与企求，就像要获得解放一样吸引着古希腊人。他们求知的崇高目标是为了追求对未知世界的完美认识，探索未知世界的终极真理，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它与“入世”、“出世”、当官发财毫无关联。希腊哲学和科学均产生于这种求知的热情。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哲学有着天远之别。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物就是神秘，它是一切真正艺术与科学的源泉。”
这种对未知世界的神秘的探索，中国的哲学家与士子极少有兴趣。而古希腊人恰恰相反，因此古希腊人几乎在现代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思考，诸多世纪以来，古希腊文明一直是西方科学研究和信仰的基础之一。
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出现了大批才智卓越的思想家，他们是近代科学与数学的鼻祖与先驱。
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解剖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诗人，……，数不胜数。
对于希腊哲学家的沉思冥想与疑问，佛教并不关心。佛陀的唯一目的是帮助人们从尘俗中获得解脱，“既然是否揭示万物之源无关宏旨”佛陀说“那么何必多此一举呢？”。况且世间一切因缘而生，因缘而灭，六道轮回，……，如此而已。
中国的儒教与佛教类似，也不关心这类世界本源与世界演变之谜。所不同的是不关心的原因不同。儒教认为这些问题对人性和政府的改良并无密切关系。
道教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占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占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占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是一种普遍存在并维系着和谐有序世界的玄幻宇宙原则。再有所谓“阴阳五行”变化之说，世间一切似乎均可归为此论，不必再做进一步深刻的研究了。
辩证法在佛教与道教那里已经达到相当精致的程度。
由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目的远远偏离对自然科学的关注，精力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道德治理、霸权争夺和统治役民之术。因此不仅对科学发展没有多少帮助，而且常常还会限制科学的发展。而古希腊哲学却恰恰相反。中国与西方的这一差异必然影响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