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02)

（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四）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

有人说，在我们老三届伴随走过的新中国70年中，充满改革开放朝气的八十年代是最令人难忘十年，也是感到最自由放松的十年。解放思想是这十年的主基调，在冲破了30年的思想束缚后，人们以自己难以想象的宽度深度和力度在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狂奔。其实，经过了三十年级思想禁锢的人们，他们首先需要解放的是自己的思想，在解放了自我的思想中的那个禁锢与朿缚之后，才谈得上对外部世界的思想解放。

但不管怎样，这个让人思想自由开放的八十年代终于迈进来了，回过头看，应该感谢七十年代末那个“两个凡是”的提出，让人的思想禁锢达到了极至，所以，当“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的思想解放随之也达到了一个高点。当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之后，很多从前根本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象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了。

思想一经解放改革就接踵而来，与人们日常生活关联最为密切的经济改革来得最快。农村中土地联产承包到户了，工厂中不同层次承包责任制出现了，与此伴随的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们日常生活极为需要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像奇迹般地涌现出来了。而在城市中，令人惊讶和耳目一新的“万元户”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出现，第一批万元户不是出现在工人中农民中机关公职人员中，而是出现在那种做小生意小买卖小经营的社会闲散从业人员中。

八十年代初，在我的住家附近，一位邻居因为家中的孩子就业不顺，没有分配到工作的孩子。在父母的支持下在青羊宫租赁了一间门面房卖抄手，因为距省人民医院很近，来小店吃抄手的人络绎不绝，生意不是一般化的好，他们自己保守的说，月入1000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不到一年，原本在家待业吃闲饭的青年人，成了邻居中的“万元户”。万元在今天已不是什么大数字，而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当年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就是30元多一点，由此可见当年的万元户确实是真正的富翁呵。

富起来了一小批人不是主格调，浪漫灿烂的是更多的人在思想解放的年代享受着他们的美好时光。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告别物资短缺的年代，那是一个告别知识短缺的年代，那是一个告别精神短缺的年代，那是一个告别思想短缺的年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万事万物都散发出蓬勃的活力。也许是被禁锢的太久了，物极必反使各种各样东西都来登台表演一番，大街上既播放着邓丽君的歌声，也响彻着老一辈的怀旧音乐，既有西装招摇过世，也有中山服庒严登场，一个万新的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80年代的头两年，我大学一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当年那个地方还应该算是资格的农村，至少叫郊区吧。住在那里虽有远离城市之感，但也感到现代化城市在思想解放中百花齐放的气息和氛围。六、七十年代物质短缺之苦确实是告别了，记忆犹新的是四川财经学院的食堂，做出来的回锅肉、鱼香肉丝等美味那是价廉物美，让人尽情享受。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四川财经学院，整个校园种满了栀子花，栀子花盛开的时候满园香味，让人美不胜收，美食加花香应该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对文化和知识的追求，读书提高学历成了八十年代初很时髦的追求，从刚毕业的中学生到年近30的成年人，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学习知识提升学历，四川财经学院也应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要求为全国银行干部举办大专学历的干部专修科，我在给这些来自全国银行系统的干部的上课过程中，也结识了一大批金融界的青年干部，学生加朋友的双重身份也使我今后受益匪浅。当然更为普遍的是1983年开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大学，它使一大批在职的干部通过这种远程学习的方法，增长了知识提升了学历，我在给四川省商业供销系统做电大班的辅导工作中，既改变了家庭经济窘迫的状况，又结识了一大批商业供销系统的干部。

八十年代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是让那些应该或者说可能脱离计划的东西尽可能的尽快从计划中抽身出来，特别是轻工业主要是日常用品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诸如生产什么产品、原材料从哪里来、产品产品销往何处，都不再由计划部门决定，而是由工厂根据市场自己去决定，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难度还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思想的解放，使得80年代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追求品位提高了，消费自然也增长了扩大了，有了市场轻工业脱离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也就比较容易了。

另一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那就是价格的放开。计划经济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扭曲了价格的关系，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所以当年的价格体系中确有很多奇葩的东西，在今天看来荒唐得可笑。比如大米的价格，各种原因一直控制在一角几一斤，这种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维持的价格，完全背离了价值规律，某个意义上来讲是对农业和农民的掠夺。至于靠财政补贴维持着的能源低价格，比如四分钱一吨的自来水，也让计划经济自身苦不堪言。但是这个扭曲的价格体系维持了几十年，谁也不敢轻易的放开，但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但放开后会是什么局面，影响和责任的重大，使得价格体系的改革迟迟迈不开步子。

虽然有难有易，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终于迈开了步子，取得了相当的其实是可观的成就，它的具体表现就是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过得宽裕了。原来凭票供应的很多主副食品及相当多的日用轻工业品，机制一旦放开，物资也就涌现出来了，票证也就逐渐告别了人们成为历史文物。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当时追求思想解放的人们，其实首先自身就需要思想解放，否则他也不能适应客观实际，比如象肉蛋、油糖、烟酒这种日常消费品，产品像潮水般涌进市场的时候，连购买者自身也是出其意外的惊讶：这些东西怎么会这么多呢？当年为什么没有呢？在计划经济机制下生活了多年，习惯了物质匮乏的思想，显然也需要彻底的解放一下，把思维从计划转向市场。

当然经济体制改革中也不是没有困境的，80年代初生产与流通领域使得货币量的需求大增，为了适应生产和交流的需要，增发货币显然是必要的，但增发到什么程度是适宜的呢？这个金融领城中的新问题也在考验着人们的智慧。1984年夏天我在应邀参加的一个只有15人的货币必要量研讨会中，曾经做过一次当年货币发行多了一点的发言，但是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两个月后的国庆节前后，爆发了新中国也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抢购风，让人们认识到了金融这个影响和调节市场最佳手段的重要性。

经济体制改革使我这个专业是理科数学转而研究数量经济的财经院校老师有了一个最好的活动舞台，1982年我毕业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后，在数量经济和企业管理所进行的科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是各种因素一个综合的结果：数学专业的技术、西南财经大学的平台、进入四川财经学院后对国内经济管理学课程的学习、以及出身商业世家和自已在国营商业数年工作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熟悉。所有的这些因素的综合，出现一些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科研成果也就不奇怪了。

思想的解放使得从事业务和技术的人逐渐更想使自己从事工作更单纯更技术更专业，所以他们不太喜欢一些与技术和业务不相关或者说相关不大的因素的干扰，说具体点就是对促进技术和业务发展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的人与事，最好远离一些。客观的说，这种想法很自然，既然你对我帮助不大甚至没有帮助，那就别来烦我，别一天到黑对我想要专注的事情指手划脚评头评还。记得当年教研究室中一位年纪比我长五六岁的老师，就曾在每周星期二下午都要进行的教研室聚会上，明确的提出我们这种聚会应该只研究业务问题，也就是教学和科研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比如政治学习，他直言请少来。

这位学长教师是当年四川大学的老五届，四川大学四清运动中虽然没有公开的整学生，但因为当年他是白专的典型吧，其实后来他是被划成右倾学生的，他也因此受到了毕业不予分配的不公平待遇，按当年的说法，他是属于应该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列的。时隔不到十年，我想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应该他自己也感到惊讶，思想解放的力量就是这样使人们去想他不敢想的事，去做他不敢做的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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