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前面的回忆中曾经提到，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比较艰难的是价格体系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价格体系是不健全不科学的，由计划所确定的价格有的甚至是扭曲的，这样的价格体系是不可能放到市场经济中去的，但价格体系的改革又必须要进行下去，否则谈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呢？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价格体系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怎么样逐步把价格放开，最终实现价格体系由市场来决定，一直是当年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攻坚战。
1988年出现的建国以来第二次抢购风，为价格体系改革蒙上了阴影。1988年新春伊始，各种涨价的小道消息便在坊间流传，民众的消费心理受到挑战开始发生了波动。3月份国家即将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零售价格进行调整的消息传出，部分地区主要是大城市的民众出于对涨价的担忧，开始抢购各类商品当然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引发了1988年第1轮抢购风。5月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证实了此前坊间的流言，民众的神经再次被触动，抢购之风又起。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放开市场价格，当天全国各大城市就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8月初，有小道消息盛传，从9月1日起，各种商品将全面涨价，抢购风潮再起。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狂潮，这一次抢购风潮波及面非常广，抢购风不仅发生在大城市，而且迅速席卷全国中小城市和部分乡村地区。
价格体系的改革才刚起步，就遇上了脆弱到如此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确实使问题很难了。
突如其来的全国性抢购风潮，使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混乱，严峻的形势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普遍关注，导致了民众的严重不安，也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广大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成为决策层面前的大事。高层的决心是坚定的，邓小平在9月听取了价格改革和抢购风潮的汇报后说：“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1988年9月26日-30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改革扫清道路，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两个重要文件。会议同时确定：治理整顿最迫切的任务是确保1989年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并把这一点作为1989年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不急于马上推行，而是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逐步地稳妥地加以组织实施。
治理的效果是明显的，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出四十个条例、决定、通知，治理整顿经济秩序，史称“四十道金牌”，控制住了从1988年初开始的抢购风潮。但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价格体系改革任重而道远，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心理过于敏感消费行为近似荒唐，使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要过的价格体系改革这一关步履艰难，各方面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为之。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发生了很多迷雾一般而结果让人遗憾的事情。1989年春夏之交，一方面，高层也在考虑逐步启动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必须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实际上触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偏激情绪和行动，这就是后来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㈥·④”事件。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干部群众四千多人出席了追悼会。
胡耀邦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内容的大小字报，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以游行为主要形式的学潮。5月13日下午，北京市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从5月15日开始至5月19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学生绝食请愿的群众游行，进而发展成为由北京学生发起的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事件。⒍月⑷日凌晨④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至⒌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
1989年６月23～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国际社会对“⑥·⑷”事件采取了制裁的态势，比如由1986年7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后，中国开始了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双边谈判。1989年5月，中美第五轮复关问题双边磋商取得进展，谈判有望在1989年底结束。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北京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终止了中国加入世界关贸总协定的谈判。
当年在成都也发生了各高校学生到人民南路广场聚集的事件，但很快的演变成为社会青年聚集闹事，最终烧毁了人民商场。我从1988年底，半下海式的一边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另一边在当时的一家民营企业担当经济顾问，到1989年四五月份，我在这家民营企业承担的经济管理工作也十分繁忙，加之在西南财经大学内除教学科研外还担任着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级干部的职务，所有这些竞使我无暇顾及学校学生们发生的这些活动，都到了事件结束后，有关方面在调查清理教师参与支持学生活动的情况时，才知道学校内部发生的学潮情况还是很严重的。
应该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举步维艰，一方面它自身就有很多在思想上认识上还需要提升的各种问题，但另一方面激进的要求尽快尽深的推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干扰也很严重，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这些问题，使得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⑹·④”事件之后，因为多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停滞下来了，甚至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步伐都有所放缓，在有些问题上甚至倒退了，直到邓小平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南巡并发表讲话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才又恢复到积极推进的状况。
我在八十年代最后两年中，因为一些很偶然的情况发生，使我一直徘徊在体制的边沿上，一方面我仍然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公职人员，但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的民营企业兼职，这两年在当年被称为九十年代初下海潮的前奏，我这两年的状况正好对体制内外都有所认识和体会，这使得我最后虽然也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但并没有选择离开体制内，还是坚持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的同时，参与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包括最后创办自己的公司，进行实现财务自由的各种市场行为。
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冲破了将近30年的思想禁锢，人们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解放着自己的思想，以充分的想象力表现了对各种社会活动的理解，这种理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只有进行改革开放，国家才能强大，人民才能富裕，这为九十年代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使国家和人民在九十年代中推进改革开放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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