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07)

（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九十年代推动着整个市场经济宏观面向好市场经济是活跃的，逐步甩脱了计划束缚经济体制发挥着它市场的活力，，但这也是有阵痛有代价的，在这十年中“下岗工人”是一个令人扼腕而叹不堪回首的概念，尽管有刘欢那首“从头再来”鼓舞人心的美好歌曲，但现实比歌曲更苍白更难堪，从头再来不是一句话，更不是一句歌词，他需要有条件有基础有机会有平台更要有胆魄。

在形成大规模的下岗潮之前，首先是一批中小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打着集体所有制企业旗号，但实际上是按照全民所有制运作的企业。他们最早也在计划经济中占据一个位置，所以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甚至包括资金都不太难，脱离计划经济后，吃惯了体制大锅饭的这类企业完全不能适应市场，迅速的产品没有销路了，材料没有来源了，资金短缺了，停工停产是必然的。从这些企业中出来的职工，一部分可以被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所吸纳，特别是他的市场销售营销人员，其他的特别是生产第一线的员工，就只有在家待业了。

我曾经主持兼并了一个名字叫《成都市装潢印刷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兼并的过程中与它的很多职工交流中，知道他们的情况实际很糟，他们的诉求也很低，实际上也只能得到那样很低的结果，也就是我们这种出资兼并的企业，能以为他们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名义，在政府为他们在社会保险中争取到的优惠中，由我们一次性的给他们交完15年的社保，然后不管当时是什么年龄，就只能坐等退休领社保退休工资了。相聊中问到他们以后怎么办？他们其实也很茫然。比较巧的是，若干年之后他们中一位姓罗的很健谈的员工，居然到了我们西南财经大学开由光华校区到柳林校区的校车，见到能有这种情况，我当年这个兼并主持还是感到有些欣慰的。

其实你千方不要以为是我们出资方趁这些企业之难落井下石，恰恰相反，是我们帮了他们。因为这种正业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他一点也不明白市场是何物，当市场经济汹涌而来的时候，淘汰是它的必然命运和结果，事实上它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去兼并他，至少可以提供200多员工购买一次性社保的资金，保证了他们退休之后有退休工资可领，因为凭企业当时的状况，工资都发不出来还谈什么交社保。所以像这种集体所有制小企业，他是千真万确希望我们去兼并他的，就在这个工厂附近有一个《成都水表厂》，在我们兼并了装潢印刷厂后，厂领导和职工代表多次找到我，希望能如法炮制兼并他们厂。

好在成都是一个休闲的城市，生活成本和费用不高，只要不奢求高标准，在这个休闲城市中还是可以生活生存的，“喝点小酒酒，打点小麻将”是当年很多下岗成都市民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和必然选择，某个角度上来讲也还是蛮不错的。当然这些企业中做销售的人员往往是容易找到出路的，我后来的企业中就曾经招了两个副总经理，都是这种集体所有制的丝绸工厂中的销售人员，因为他们多年做销售工作还是有很多人脉，只要改变他们的计划观念让他们学会如何在市场中去运作这些人脉，他们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当然他们在我的企业中的待遇就比他们在原来工厂高多了。

比较大型的一些国营企业，刚开始脱离计划经济体制时，似乎还不是太难，表面上看起来还挺风光，因为多年来国家投入的固定资产以及儲备的技术人员，使这些企业转产适应市场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但是有了市场并不一定你就稳操胜券，管理机制和思维的僵化以及行政人员的臃肿，使得它的生产经营成本太高，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坚持下来，所以也很快的逐渐被淘汰，这时大规模的下岗潮来到了。很多企业最终都是采取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办法，让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们下岗了。到今天，九十年代那批下岗工人都到了退休年龄领着社保的退休工资了，但当年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况一定还是使他们很窘迫的，

很多事情都得有代价，下岗工人可能就是一种代价吧。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把放开价格称作“价格闯关”，足以见得当年价格市场化这个坎必须要过，媳妇再丑总要见公婆，价格不能放开，也就不能叫市场经济，但这个坎八十年代并没有迈过，反而是进入到九十年代才逐渐解决了。同样的，九十年代的这种下岗潮，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必然，永远保留着这种铁饭碗，也不能称作市场经济了，当初下岗工人们一定很难很难，但这个坎也必须要过，而且当年也确实迈过来了，尽管后遗症是现在这批下岗工人年龄到退休了才解决的。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吧。

与下岗浪潮相辅相成的，是当年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1994年公司法颁布，结束了以往办企业明明是私营的羊肉但必须挂上集体所有制的狗头，并且必须有一个政府机关做主管部门才能注册成立的情况，按照公司法自然人也能注册公司了，这样大量的民营企业涌现了出来，这批民营企业在国企的下岗潮中，一方面吸收着国营企业的人才，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为一些下岗人员增添了一些就业机会，我当年在自己办的公司和替朋友管理的公司中，就有大量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尽管达不到刘欢先生“从头再来”悠扬歌声的高度和深度，但毕竟在下岗后有了一份新工作。

这种能够筹集到资金让职工一次性买断工龄的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当年应该还是景况较好的，也就是说他还有一些优质资产，能够吸收到资金解决职工的社保一次性支付，比如我所主持兼并的《成都装潢印刷厂》。一些境况更差的企业就麻烦了，员工下岗了，既没有资金一次性买断工龄，每个月能够发放的职工工资实际上也就是生活费金额也是每况愈下，经常是过着等米下锅的日子。我当年所办的经营丝绸的公司，为我加工生产絲绸的体制内工厂，200多员工每个月按最低标准约需要10万元发放工资，工厂的领导每个月都眼巴巴的等着我结算这个月的丝绸加工费，以便给职工发放工资，这也算是那几年我在市场经济就摸爬滚打中对困境中的这种企业的一点帮助吧。

所以九十年代这批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其实包括我的企业在内的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因为多种原因，都是短暂的经营几年之后便不复存在，除了少数像我这样有一定盈利和积累而主动退出来的外，更多的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各种原因导致经营失败而企业解体。但不管怎样，这批民营企业在当年下岗潮中，还是为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提供了为数不少的工作岗位，这应该是他们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吧。

说到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生存周期总是相对不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几乎绝大多数甚至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是靠内需在做市场，中国人口虽然众多，但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并不多，所以仅靠内需赖以生存的企业，最终市场这块蛋糕总做不大，所以这类企业总是随时在诞生，但也同时随时在消失。整个九十年代，我们还没能够用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但比较庆幸的是，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最高层，一直都在为让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寻找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识，它的名字叫关贸总协定。入世的谈判十分艰难，但经过90年代一代人的努力，在进入21世纪之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契机。

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能在年代末加入世界贸易组识，应该说为它立意的改革开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既是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一个良好的结果，也是进入新世纪的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开端，中国经济将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前提下起飞，这个起飞将向世人展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会以惊人的创造力告诉世界：我们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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