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自然科学技术发展与自由及开放(147)

（续）第十一篇 教学相长   学在教中 — 我的教学心得与感悟

（七）自然科学技术发展与自由及开放

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各种因素紧密关联，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的环境与条件，影响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我们将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的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先生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人性自由及思想开放对促进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是必须具备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关于李约瑟问题，我们在前边曾略有涉及，在对比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差异时，曾提到东西方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差异使西方较东方先行了一步。当然，要回答“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样严肃的问题，它涉及到的因素会是众多的方方面面的。

从社会政治和制度上来讲，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束缚是深刻的。中国古代科技在发展中曾受过三次大的冲击，形成了两个脱离。第一次冲击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禁百家言。它的真正影响在于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表示君权凌驾于一切之上，知识分子地位明显降低了第二次冲击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测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思想界确立了儒学的一家统治。 第三次冲击是自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创立科举制造成的。

专制制度不仅造成哲学思想的贫乏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异化，还严重摧残了商品生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汉武帝以来，中国历代五朝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重要的工业如盐、铁、矿山概由官办，或由朝廷设官予以控制，对外贸易也是如此，如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实行“以茶易马”的政策．商人在社会中地位极其低下，“仕不经商”便是典型的表现。

由于专制主义独裁统治的不断强化，知识分子的地位降低，依附性加强，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减小；儒学在思想领域里的独家统治造成了哲学的贫困和理论思维的贫乏，科学技术不能从哲学那里取得方法论的有力武器；科举制度造成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相脱离与教育相脱离，科技队伍不能形成科学研究后继无人，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的摧残都是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原因。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是致命的。近代科学革命在西方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发生的，中国在历史上不经历资本主义，所以也就不会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然而如果仔细思考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还会看到除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外，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也注定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里，土地是最基本的资源、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思想和政策中心始终是围绕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而展开的。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农业都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农业既是根本、农民也就具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阶层被分为四等，士、农、工、商。农是第二层次的社会职业，而商人是最下等的社会职业。士是最上等的社会职业，他们虽然不耕种土地，但却占有土地，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农民依靠土地为生，而土地不能移动．中国的家族制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家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联结其成员，形成世界上最复杂、组织最完善的社会制度。

国家也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三种与家族有关，其余两种虽不是家族关系，但也可以按家族来理解。 农民还要时时与自然打交道，因此他们赞美自然、崇拜自然、热爱自然，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顺乎自然，他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不思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所以中国古代虽有不少发明创造，但它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压制的。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它的地理环境不适宜发展农业，这使古希腊人具有从事商业贸易的便利，所以这个社会中主要的社会职业是商人。与农业不同的是，从事商业活动要在市场中进行，因此古希腊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的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希腊人就是围绕着城市而组织其社会的。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数论和原子论的思想，这是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欠缺的。

古希腊人靠商业活动维持其社会的繁荣，而商人要打交道的首先是用于商业账目的抽象数字，这样的数字就是推论时所用的概念。有了数的概念才能进行逻辑推理，概念本身的抽象和严谨又使经由概念推理得到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可靠性。 与中国不同，西方民族的血缘社会很早就解体了，因此个人主义成了西方人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基础，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所组成的，这种观念投射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形成了原子论的思想——每一个个人就是社会中的原子。

原于论的自然观提供了一种把自然界看成是有层次的，可以通过分析解剖进行研究的认识对象的思维方法，相对于中国古代道家的元气论，原子论更有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近代科学的产生除了需要思想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需要物质条件，即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在中国自给自足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农民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自己使用，缺乏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原动力。历代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工商业难以发展，没有工商业的依托，新技术、新产品难以得到推广，创新思想难以扩散，科技成果得不到广泛应用、科学技术也就难以发展起来。

而在西方海洋文明环境下，工商业是维系国家繁荣的主要产业，商人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不问的民族，感受各种文化的熏陶，他们追求新奇、惯于变化，而且为了货物畅销，必须鼓励改进工艺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以提高售价，不断开发新产品去赢得市场，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需求．这是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得以在西方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科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科学技术不能蓬勃发展。中国古代科技的主流是实用科技，科学领域的主要成就在历算、中医和地理三科较为集中，但天文学止于历法．数学偏重于运算技巧，医学讲究望、闻、问、切的经验。技术领域的主要成就在陶瓷、建筑和纺织行业中较为突出，造纸、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 但是中国古代在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的理论性自然知识方而远不及古希腊。

与西方科技的发展相比，中国古代科技重技术轻科学、重文用轻逻辑、重继承轻创新。在对自然界的基本看法上，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反映在认识过程中就是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中国这种以整体性、运动性为特征的非对象性思维．通过直觉“领悟”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这种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西方人的惊异之情，也没有战胜大自然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

而在西方很早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从绝对旁观者来看待宇宙的思想，在这种思维中，大自然成为一个可以进行分析研究的实体。古希腊自然哲学认为宇宙本身由原子等更基本的实体组成，服从统一的运动规律，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次于重视认识事物的结构，在此基础上认识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在对宇宙本原的探索中发展出近代科学。

从研究方法看，中国古代科学所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及运动，对事物进行直接地把握，中国古代哲学不重视物质结构，思维元素所代表的意义具有可变性、模糊性、抽象性，即所谓的“象”；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这使得其理论体系必然不是确定、客观的，也不是重实证的。 中国古代出于对科学方法缺乏深入探讨，所以研究方法比较单调。中国古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通过直觉领悟来形成，反观西方则明显不同，西方的科学方法种类之多、更迭之频繁令人目不暇接，这与中国古代的单一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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