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15)

我这个人吧，也许有一些自我的特殊潜质，在有些方面颇具有双重性。当年我基本上是住在茶店子区商业局机关的，机关中除了领导和干部外还有三位工人，两位炊事员外加一个烧开水打扫卫生的杂工，在日常中我和这几位工人相交相处得极好，晚上下班后一起打长牌，也经常和他们敞开聊天，就像自己也是工人一样。所以，当时局机关中有一位从部队专业下来年龄和我相仿的青年干部说：这个许仁忠真是个怪人，他可以关起门来在局长办公室中同局长们一聊就是半天，不晓得有哪些话要同当权派们说那么久，下楼来他跑到伙食团去又可以和炊事员烧水工一聊又是个把小时，真是奇怪！其实他不知道，我与局长们聊的，是他们很想知道的下边供销社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供销社主任们的动向，因为我经常在下面跑，和这些主任们也颇有交情，对情况就比较了解，这些都是局领导们关心的。我跟炊事员聊的却是生活中的琐事，比如炒菜的厨艺与菜品的核算，当然也包括打长牌时在计算上的一些算牌技巧人，只要是把自己当成是凡人，那么一个平常人应该跟谁都能聊得起来的。

居于一定位置的干部们，也许确实需要或者说是想同我这样了解情况的人聊天，就像当年在蒲江县大塘公社当知青时那位郑姓书记一样，喜欢与我聊文化大革命。当年金牛区财贸部的部长是一位杨姓南下干部，他就特别喜欢与我聊天，当然后来我才得知，区财贸部当时管着全区财贸系统的干部任免，他找我聊天实际上是从侧面了解基层供销社干部的情况，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表现了他对我的信任和喜欢。商业局是直属财贸部领导和管辖的，当年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工作局长门正儿八经的到财贸部去汇报，杨部长经常是不表态，有些关键性工作财贸部不点头商业局就不好推进，所以有时候局长们就要利用我这个没有正式任命的“秘书”了。比如，商业局想开一个全区商业工作会议，报告打上去了，局长们也去汇报了几次了，但杨部长就是不表态，会议开不成工作也推不开局长们也很着急，于是就想到了我，让我去给杨部长说说。我去找杨部长又不是正式汇报工作，就是聊天，先坐下来天南海北的聊了一大通跟开会无关的事情，因为这种商业工作会议都是由我在组织的，我看情绪和气氛差不多了，就把我组织的那几天商业工作会议的安排情况像摆龙门阵一样跟杨部长说了一下，他也听得很高兴笑眯眯的，这时我就准备告辞了，我心里面明白他已经同意了，我回去就给局长们说我们开吧，果然第2天财贸部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把同意开会的批复送到商业局来了。

还有个事情就更可笑了，当年金牛区商业局有五个局长，两位南下干部两位从市级单位到五七干校锻炼后分来的，他们都属于老干部工资收入较高较好，还有一位局长是新提拔起来的，当年有一句话叫“升官不发财，粮食垮下来”，什么意思喃？就是那个年代提拔的干部是不会涨工资的，反而因为你当了干部粮食定量的标准还要降下来，所以那位新提拔的局长工资收入不高，而他的家属又都在农村子女比较多，经济上是比较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困难的。按当年的政策生活有困难的职工可以申请困难补助，所以这位局长也时不时要向组织上申请困难补助。但因为他是局长，他的困难补助得区委财贸部批准才能发放。但在当年那个政治环境下，这种批准或多或少都是有些麻烦的，所以也时不时出现报告打上去了不能尽快得到批准的情况。那位副局长性格和脾气也有些怪，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把他的情绪反映在工作上，使得局里边其他局长们都很为难。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好像又用得着我了，我也只能故伎重演到区委财贸部去与杨部长聊天，在聊天中找机会委婉的把这个事说出来，多数情况下也能尽快的拿到杨部长同意的签字。看来与人聊天。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工作方式，当时我对这种其实有点扭曲的状况还是感到很狐疑的，也很清楚这种扭曲的关系对我个人是有害无益的，我知道也许最终我会“死”于这种扭曲的状况和关系，所以也一直在思索和寻找机会抓紧把必须要办的几件事办了，然后尽快的逃离这种扭曲的状况和关系。

与区委领导特别是与区委财贸部杨部长的密切关系，在1976年更达到了一个良好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1975年我参加了有当时的区委副书记后来成为金牛区书记的陈佐国与杨部长带领的一个当时叫基本路线工作队到胜利公社也就是现在的琉璃场工作了一年。1975年。在十年浩劫中应当还是比较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实际上是第2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试图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一年。工作队进驻胜利公社总的目标是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具体的实际上涉及到要解决胜利公社从公社党委到大队党总支生产队党支部很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当时的很重要的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每个生产队都要有“政治夜校”，组织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政治夜校的教员由工作队和公社党委培训，于是由胜利公社党委牵头，组织了一个有近200人参加的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班，每个生产队来一名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每周星期二上午在公社也就是琉璃场镇上由工作队宣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然后由他们回到生产队去做政治夜校的教员。戏台搭起了，观众也有了，演员特别是主演在哪里？也就是工作队中由谁去向这些政治夜校的教员宣讲党的基本路线。莫名其妙的似乎这项工作又要由我来担任了，但这之中有个障碍，那就是我不是共产党员，而且家庭出身的政治背景还多少有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障碍，也同时解决与此相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似乎我也要列席工作队与公社党委的重要会议，因此就这两个问题，作为工作队队长的区委副书记陈佐国还专门把这两项与我相关的工作提请到金牛区党委常委会上进行了汇报讨论，得到了常委会的批准我才名正言顺的成了工作队宣讲党的基本路线的老师，同时列席工作队与公社党委的各种重要会议。

好像是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期望，每周半天的为培训生产队政治夜校教员的党的基本路线宣讲取得了极大的成效，那一年时髦的政治理论是讨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由此涉及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而讲解这些当年我在当逍遥派时所读的《政治经济学简论》起到了极好的基础作用，应该说我是用极其简单通俗的语言，把当年比较深奥的政治理论内容宣讲和灌输到政治夜校教员的头脑和心灵深处去了，并且由他们回到生产队政治夜校去一发挥，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声势一下子就起来了，各个生产队大队的群众和干部，都湧发出来极大的积极性，深挖和揭露当时不少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用当时一句很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当时的情况是到工作队找陈书记杨部长来报告揭发公社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问题的群众和基层干部络绎不绝，勇气和热情都很高，他们中的多数在开口汇报的时候，都很自然的用一种农民的很朴实的口气说，听了许老师给我们讲的课，回去一对照着大队生产队的实际情况，才发现问题还真不少，期望工作队能派人下去，帮他们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当然这种说法让我在陈佐国书记和杨部长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也让我和他们建立了更加良好和密切的关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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