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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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十二篇 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 — 我的民生观点

上世纪80和90年代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也是政府财政收支的需求，大包干式的计划经济不仅违背价值规律扭曲了产品的价格，也让财政背上了苦不堪言的包袱。比如当年4分钱一吨的自来水，差额完全是由国家财政在补贴，其实当时城市里边几乎所有主副食品包括蔬菜的供应，要实现平价的供应价格，都是由财政做出巨额补贴了的。从想甩掉这些包袱的角度，政府对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换是有积极性的，这样财政可以甩掉很多沉重的包袱，这其实也是当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当年我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趣事：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中叶吧，当时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与成都市委财贸部的工作联系很密切，管辖着全市财贸工作的市委财贸部，每年在初夏的五六月份都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替龙泉区的水蜜桃进行销售推广，因为当年龙泉驿区发展经济作物水蜜桃，是按照政府的计划指令进行的，当后来水蜜桃进入丰产期，指令龙泉驿区种植水蜜桃的政府当然有责任解决水蜜桃的销路问题，这个工作就由市委财务部来承担了，因为水蜜桃成熟期很短很快，所以这项工作的推广细节还是挺有趣甚至是搞笑的。

当然从财政甩包袱的角度，政府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有积极性的，但这也是相对的，包袱当然想甩掉，但权力不能放弃。计划就是一种指令，而指令下就包含着很多权利，这也是政府工作人员不愿意放弃的。所以就形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怪现象：凡是政府认为是包袱的东西，是迫不及待的想甩向市场；而代表着权力的那些东西，计划仍然很坚挺市场休想取代。正是这种怪诞的思想和做法，到最后就出现了不少怪现象，那就是需要市场的就市场化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市场化的都市场化了，而同时有一些根本不能市场化的东西，也作为包袱被市场化了，这之中也就包括我们要讨论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四大民生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世界大家庭也一直不认同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相当多的领域行政干预乃至指令还是很严重的，这些干预和指令虽然不以计划的名义出现了，但它总有各种各样的名目来推行，让这种行政干预和指令似乎很合法合理。究其根源这还是一种权力的寻租，要让公权力放弃他们对市场的干预，我们还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很多的事需要我们努力去做去完成，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公权力，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还在逐步的扩大。

接着要说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做了不少为国为民的良好工作 但从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依据的知识分子队伍整体的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几十年来由于多种多样的因素，使得知识分子中能认真做学问客观讲实话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知识分子的整体状况是堪忧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是在认真客观的研究理论和实务问题，而是在根据为政者提出的或者是需要提出的各种行政行为寻求理论上的依据，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风气。

我在1984年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货币司委托金融研究所组织的一个当年货币发行量规模是否正常的研讨会，会议只有15人参加，除我之外都是当年国内金融界的翘首，在那个会上我是听见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人云亦云的引经据典的肯定当年货币发行量是正常的，只有我这个学习自然科学的青年助教，依据我构造的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后提出了货币发行量可能超多的不同见解，也许是当年人很年轻不解学界的风情吧。这个研讨会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便爆发了国内首次抢购风，究其根源事实上是当年货币发行超量引发的，使人不解的是那么多专家为什么当时都要肯定货币发行量正常呢？

因为知识分子队伍的这种状况，使得不少的事情就错综复杂起来了，领导想要做的事情总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论依据去证明它是正确的，会有很多自称为专家的学者，为各种领导想实行的行政措施找到各种各样合法合理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是可以引经据典的从先哲或者圣人的著述中顺理成章的找到。这使人想起了在1978年展开的那场大讨论，那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得到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不来自哪位领导乃至哪位伟人。

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严谨的科学态度的，他们的很多真知灼见都是来自客观的研究和分析，从不看领导的眼色和脸面行事，讲科学讲事实讲道理讲真话，现在这种让人敬佩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少了，并且他们的话语权极少且小。再有一种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与让人敬佩的上边这种知识分子一样，但基于很多因素他们基本保持沉默，更不愿公开讲述和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三种人数较多，随大流人云亦云，既然主流如此那就顺流而行，表现出一种无为和无奈。第四种极善察言观色，主要的精力和本事都在观察和揣摩领导的意图，然后按照领导的意思去进行自己的所谓科学研究，他们中绝大多数确实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是自己的本意和初心，这部分人在实际工作中话语权是比较大的。最后一类就是做假事说假话心口不一的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所讲所作所为十分虚假，但却经常去主动为之，扮演着卑鄙虚伪的角色，把所谓领导的意图表演得淋漓尽致，他们人数虽不多但能量却很大，。

我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过分贬低中国知识分子的味道，我自己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自我反省和鞭笞也感到惭愧和形秽，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处于风口浪尖之中，共和国前30年是被改造的对象，改革开放后虽然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形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客观的现实状况使这支队伍确实让人不敢肯定和恭维。因为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如此，使得很多问题都比较难鉴真伪了，比如我们讨论的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大问题，它们的市场化其实最初就是由一些专家学者引经据典的提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使人很遗憾的。

东方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是比较深刻的，这里要说到的有几个观念问题。一是关于财产的积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资产投资，买房买地是几千年来中国是传统，但凡有了一点积累，都用来买房子或者买地了，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深处，房子和地不仅仅是自己用来住自己用来三讲耕作，更主要的是他可以出租出去供他人住供他人耕作，而土地和房屋的持有者就是收租金了，地租和房租就是他们的收入，200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买地买房是中国人发贫财之后梦寐以求的目标，也就是让自己成为地主或者房东。

买房买地中不乏有一些有趣其实是很悲凉的故事，由巩俐和葛优主演的电影“活着”讲的就是接近解放的前几年，因为地主的儿子因为热衷赌博卖掉了祖上留下来的房子，最后一无所有一辆手拉车就是他的全部家当。那另一户靠辛勤劳作积累下钱财，接手买了这位地主儿子败掉的房产，从普通农民变成了有房户。解放了，按照阶级成分的划分政策，是以解放前三年的资产状况来发划分的，于是地主的儿子也就是那个败家子成了贫农，是共和国的依靠对象。，还有那个靠劳动积累了财富买了房的人成了地主，最终在革命浪潮中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被枪毙。

另一个观念是关于对子女的期盼。传统的中国人都把子女的发展作为自己人生的重要期盼，子女发展得好自己脸上有光，社会各界人士也是这样看你的，国人在对子女的期盼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宁肯舍弃自己的正常生活，也要支持子女能够很好的发展，为了子女的发展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以子女为重的观念在子女教育培养上有着充分的表现，有些匪夷所思的情况发生正是因为家长们过分的看重了子女的教育，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影响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家长。

中国的家长中有很多是属于这种情况，他们自己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错过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自己的发展因为教育程度不高不够受到一定的影响，他们把这种影响扩大了，把接受教育作为人生发展中唯一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很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顾一切的要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以便他们今后在人生竞争中稳操胜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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