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

第一篇三人行必有我师也 — 我的学习生活

大学中的先生们和同学们都很有特点。先生中有几位印象很深刻，在大学中对我的学业发展影响很大。康世锟先生给我们授课三年，前两年讲授数学分析，到第三年讲授实变函数论时，康先生采用了全英文的学习方式，也就是他的讲授和我们的作业都用英语，教材也用英文原版，这对我是个不小的挑战。我的外语的情况很复杂，高中三年学的是俄语，进入大学不开俄语了，中学学俄语的同学都改学日语，我在学了一个学期的日语后，数学系很多老师告诉我，查数学国际文献日语很少多是英语，于是从大一第二学期起，我又改学英语，这样显然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好在康先生用英文讲授时，语速特别的慢且讲授的内容都在黑板上板书，而且基本上都是专业词汇，不会参杂其他的内容，所以在听课上居然跟上去了，至于作业因为有英文原版教材和听课笔记，所以用英文完成似乎后来也习惯了，但不管怎样这对我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这同时也从一个角度对我极差的英语有所提升。

另一位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方向有指导和引路的先生是系主任王荫请教授，正是王荫清先生引导我走上了学习和研究模糊数学的道路。模糊数学是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一门新的数学分支，当年国内的学者参与研究起步才两三年，王荫清教授便是其中一员。王先生把我引进了学习和研究模糊数学群体之中，给我提供了在当时为数极少的资料，指引我在这一个方向进行学习和研究。在王先生指导下接触到模糊数学已是大学四年级，所以刚入门不久就毕业了，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王先生引导我所学习和研究的模糊数学，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77、78级的班级是最热闹的。一是年龄相差很大，以我们班上为例，年龄大的就是我这样的老大哥，老三届高六六的都31岁了，而年龄最小的应届生只有十五六岁，应届生也应不止十五六岁嘛，那是那两年的考试报名放得很宽，比如说在校生，不管你是高一的，高二的还是高三的，都可以报考都统称他们是应届生，读书早一点的高一只有十五六岁也在情理之中了。二是文化基础差异也很大，像我这种老三届高66级的，是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的，但当年老三届中有6个年级，从初一到高三都有，都可以报名高考。再就是从71年开始普通高中恢复招生上课后，从73年起到77年也也有三、四届高中毕业生了，当时他们都在农村上山下乡当知青，也就符合条件报名高考了，应该说这几年毕业的高中生，在当年文化大革命那种氛围下，基础教育的程度应该不是很高的。还有就是严格的说实际上是小学生学历的，也就是老三届前一两年的小学生，小学毕业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后来学校恢复上课了，他们也就上了初中，但基本上是学工学农学军就是不学文化，两三年后也上山下乡了，他们中有些同学读书愿望很强学习的韧性也很强，在乡下也自学了一些文化知识，有一定的基础也参加高考了，我大学班上就有这样的同学，他自我解嘲的说他是由小学直升大学的。这两点差异使得大学的班级就很热闹了，年龄大的有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年龄小的日常生活甚至还像个娃娃。但这样的班级同学们相处却其乐融融，同学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友好。

我是在入大学后在1981年添了一对双胞胎小男孩，当年虽是带薪读书，但工资太低，虽说白天请了两个婆婆帮我带孩子，但有时也会出现婆婆家中有事来不了接孩子，于是有好几次，我都是背着孩子，到课堂上听先生授课，这也算是我们78级大学生一种特殊的情况了，还好，几次背着小孩在课堂上听先生授课时，小孩都睡着了没有哭闹。孩子是1981年出生的，到了7月孩子半岁时，四川主要是成都遇到了几十年一遇的大雨洪水，我当时的家就在锦江旁望江公园对面三官堂街，大水漫来整个家都是齐腰深的水，好在家离学校不远，班上的同学们在洪水到来前就帮我把两个孩子都搬到了学校的学生宿舍中，两个孩子在孩提中就享受了一次大学生活。

大学4年总体都过得很顺利平静如意，中间虽有带着小孩读书的忙乱乃至烦恼，但总体看来内心是十分欢愉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上都很艰苦甚至时有窘迫，但懵懂着毕业后各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改善，内心也充满了期盼。也许是一种宿命吧，就像我进入大学在录取上有很多周折一样，在毕业分配也就是最终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又产生了不大不小的矛盾，动静似乎比入校录取时要大得多，讲是宿命指的是，中间特别顺利但一来一去进校离校时总有坡坎麻烦不断。

我们毕业时国家处于计划经济状态，毕业是按计划进行分配，一个萝卜一个坑，班上有好多个同学，计划上就有好多个工作岗位。如果按照当年的分配大政策，凡是带薪读书的同学，都是哪来哪去，因此按照政策我确实应该回到我考起大学时的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去。如果是认命的话，也不会产生那么多麻烦和周折了。问题在于临近分配的我，想到很辛苦的读了4年大学，而且学了很多高端的数学知识，回到商业局那个单位有什么用处呢？何况当初报考的就是数学师资班，就是想在大学里面当教师，现在让回原来的单位，心中确有些不甘。这是我这边的实际想法，而另一边也就是学校方面，因为我这大学4年的学业，确实相当优秀，校方对回原单位也颇有惋惜，一种说法是他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一个人才，似乎就这样回原单位去专业极不对口所以也很遗憾，加之学校的干部中有像毕老师那样的贵人替我四处呼吁，所以问题就复杂化起来了。校方特别是管毕业分配的学生工作部提出应该把我留校，让我发挥4年学业优异的作用，未曾想到这个建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年我处的数学系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得知，让我留校工作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就是留在数学系当老师，但基于很多方方面面的现在确实不好一语道破的原因，数学系明确表示不愿意让我留在数学系。这就形成了不大不小的一个矛盾：校方特别是管毕业分配的学生工作部建议我留校在数学系任教，但数学系却不愿意接受。问题后来还扯到了学院党委，党委虽没有明确表态我具体该怎么分配，但管学生工作的王朴安副书记确定的原则是许仁忠的分配一定要慎重，要使他学以致用学以能用。其实我个人虽然不想回原单位，但也并不想留校，我学的是数学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35岁了，这个年龄在数学上已经出不了什么成就了，所以留在学校数学系并不是我的期望。当时我们班上的分配计划中，有一个四川财经学院教师的指标，我其实喵中的目标是它，朦胧中感觉到如能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也许对我个人的发展会更好些。所以，在我的分配问题上最关键的时刻，因为学校党委确定了关于我分配的原则，事关重大具体管分配的数学系党总支找我很深入的交换了一次意见，当然也是属于正常的工作，因为当年的毕业分配是需要和每一个被分配学生谈话的，只是与我的谈话氛围却大不相同，数学系党总支正副书记、数学系正副主任、教师党支部书记约有五六个人集体与我谈话。谈话开始时的气纷是很严肃甚至有点对立的味道，所以谈话一开始，我首先表明我不适合留校自己也不愿意留校，我明确的表示，几个留校在数学系任教的名额，给一些表现不错但更年轻的一些同学，对各方面更有好处。同时我也表示，在数学系学习了4年，各级领导和老师们也花心血培养了我，回到我原来那个单位确实很难学以致用，我明确的提出希望我能够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当我表明这个态度之后，谈话的氛围迅疾发生了变化，我感到在座的领导和老师们都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一般，所以后边的谈话居然成了拉家常，领导和老师们都问了我一些家庭的情况，比如娃娃有多大了，等等。后来得知我这个表态太关键了，用一句在外交上时髦的话来讲，是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方讲了合适的话。因为我自己提出我到四川财经学院能更好的学以致用学以能用，所以，谈话一结束我一离开，在场的都是能决定我们班分配方案的关键人物，马上调整了班上的分配方案，让我去了四川财经学院，并立即把我的分配情况向学校党委作了汇报。这是一个喜大普奔皆大欢喜的结果：学校党委满意，因为他们培养的一个优秀学生分配到了一个能发挥作用并且自己也满意的单位。数学系也很满意，他们只是不愿意我留在数学系当教师，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也不愿意我回原单位，我毕竟是他们花心血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我个人更满意，因为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留校对我是最好的，在知道分配计划后我就孜孜以求想到四川财经学院去当教师，那个时候的简单想法是到四川财经学院这样的大学去教数学，我一定会做的特别优秀的。

皆大欢喜之下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一是我的贵人毕老师，录取我进入成都工学院他就费了多大的心血和精力，好在我大学4年的表现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与帮助，在分配上他又为我留校力争，甚至把一个学生的分配问题扯到了学校党委那里，但最终是我自己表态不留校了，在这一点上也许我辜负了他的期望，但我也无法，如果我要留校或者说坚持要留校，我觉得也许我会给他惹更大的麻烦，因为据我所知数学系不愿意留我在系上也是很坚定的。再有就是数学系主任王荫清教授，他虽然也参加了与我分配的谈话，但基本上一言未发，因为按高校的体制，系主任管业务管教学，学生管理特别是毕业分配是党总支在管。不过事后我从其他一些渠道得知，王先生曾在一定的场合一定的范围表示对“许仁忠不能留校他自己也不愿意留校”很遗憾，他好像比较含混的说到也许这对各方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我明白王先生说这番话有他业务上内在含义很深的思考，事实上我们毕业后，国家也逐步进入到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阶段，因为分配到后来又改为西南财经大学的四川财经学院，我在把应用数学与经济管理的教学科研的结合上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为当年的四川省的数量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和科研期间，曾多次与母校成都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的领导和老师们共同探讨应用数学如何更好地为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服务这些科研与教学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