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1)

第八萹 胸无大志 随意而行 —— 我的人生自描

如果说需要自我的评价一下我的人生，我想用本篇标题的八个字来描述：胸无大志，随意而行。个人认为我一生的经历都是比较随意的，几平在每一个人生阶段，我都很少有比较明确的人生目标，算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吧。

念小学的时候，虽然很羡慕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的博学和教养，也时不时耳闻目睹听那些同学谈自己的志向，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怎么样能做什么。进入初中应该说学业上还是很优秀的，但也几乎没有懵懂过自己的未来的发展，连初中毕业应该考入成都七中读高中还是在班主任赵老师的引导和促进下完成的。这段时间经常使自己痴谜的，常常是一些琐事和小事，比如探索如何沿老城墙由华西垻走到九眼桥与四川大学，或是从新南门走到东门大桥，或是如何跨过锦江穿望江公园和四川大学而到成都二十九中，还有就是其实喜好上还是愿意伙同初中同学在九眼桥上晃荡，而对于拉船的纤夫合力把船拉过九眼桥，虽然看了数次但经常仍是恋恋不舍。

上了成都七中高中，虽然因为学习成绩很好受到科任老师们的重视和青睐，也在听同学们议论报考北大清华北航之事，但说真心话，我当时还是很茫然的，至少内心深处没有产生过激动和执着，甚至潜意识深处对去读这些名牌大学的目的性还不是十分的明确。当时应该是特别喜好数学，主要的精力和兴奋点还痴迷在对数学学科的各种探讨上，对一些能引起兴趣的学科探讨问题经常是迷而不返。

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也表现出这种胸无大志，凭兴趣而行事的风格。以资历上说我应该算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资深老造反派老红卫兵了吧：执笔了成都七中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面对面带领数十名同学与市委宣传部长讨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不是需要撤离学校的问题，是中学生中第一批走上街头和大学生一起“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在北京航空学院为成电东方红创始人蔡文斌充当与北航红旗的联络，参与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组建，当年所领到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红袖章，编号是300号多一点，足以见其资格。但是很遗憾，因为对当年群众组识中人事纷争的不习惯，特别是后来见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指挥伟大领袖的左右漂浮状态，感悟到一种被捉弄的心境，于是就很随意的离开了这场大革命，从一个资深老造反派红卫兵变成了典型的“逍遥派”。

在蒲江县大塘公社下乡的那一年中，很偶然的成为了大塘公社党委书记的朋友，与他的至深关系在他帮我处理“打贫下中农的狗”事件中就可见一斑。比较使人感到很奇怪的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当年居然没有向他提出过请他帮我回城的要求，每次聊天都可以天南海北的扯很多事，唯独没有向他说到过我自己的事。还是在他询问了我想读大学还是尽快回城当工人的选择后，让他贵人般的为我安排好招工回城的事，我才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急匆匆但自然是很高兴的被招工回城参加工作了，足以见得我在人生目标上的迟钝和依兴趣随意而行的不拘。

读大学前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私交上与区委、区财贸部能决定我的发展前途领导关系甚好，工作上领导们对我也很满意，也使人感到奇怪和意外的事，这长达四、五年的时间中，我居然从来没与他们中哪个人聊过我个人的事情，比如我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我能不能被提拔有个一官半职。更是人匪夷所思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不仅没有同他们聊过，甚至我自己也很少想过这类事，当时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找到机会把老弟从乡下调回城工作，如何把妹子的免下乡手续办了。

这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年和我一起分配到石羊供销社工作的一位陈姓姑娘，我们相处很好，外界当然也包括金牛区那些领导们都以为我们是在谈恋爱耍朋友。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的，那位陈姓姑娘是干部子女，家庭出身与我相差甚大，在当年那种讲阶级讲出生讲成分的环境下，与她耍朋友是不可能的。后来这位姑娘。想调出石羊供销社到工厂当工人，这在当年她们干部子女中也是一桩司空见惯的常事，调入的单位她家庭都联系和安排好了，关键是这边金牛区放不放人。为这个事金牛区的领导们都认为不能放她走，大家都很坦率的告诉我，把她留在金牛区，我与她恋爱成功的可能性大，让她调走了，这个事肯定就成不了。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居然是帮她请求同意调离石羊供销社，领导们见此状况，基于我与他们的种种良好关系，最终也就同意她调离了石羊供销社。

读大学期间也是这样。报考时也就只想考入一个大学就好了，根本没有想过是不是要考好一点的大学，所以报考了离家很近的成都工学院，唯一比较坚持和高兴的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数学专业。毕业分配时，在学校闹得扬扬沸沸，贵人毕老师还为我在学校管学生的党委副书记面前与数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争吵到拍桌子，但我最终却自我选择不留校去了四川财经学院。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也是胸无大志的典型表现，我不想留在学校数学系做比较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只想到四川财经学院这种文科学校去教经济数学，因为在当时看来这种在文科学校讲授经济数学的工作应当是很轻松的。

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的第一个十年，出现的情况也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在说这句匪夷所思的话似乎太轻飘飘了些，当年我其实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选择。以我毕业后在西南财经大学四、五年的表现和状况，实际上给我编织了一条仕途之路。可能是工作表现太优秀突出了吧，加之我与校系各级各方面的关系也特别好，所以我一直是校方的培养对象，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如果在西南财经大学为官，不出意外我至少会做到西南财经大学的副校长，但后来是我自己放弃了这条仕途之路。

先说入党，尽管有当年基层系党总支书记老康友人把我的入党申请书放迷弄丢了之笑谈，但那不是问题的重点和关键。如果我十分积极的想要加入组织，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应该是很容易的，但这个事居然一直没有做，过程中还一直沾沾自喜，庆幸自己没有被纳入组织，因为我这个人一贯自由散漫惯了，很难接受那种组织的约束，至少主观上潜意识深处还是希望最好不要有人来管我，所以入党这个事情就在基层党总支书记把我的入党申请书弄丢了的趣事之中，不知不觉被拖化了。

从政嘛，一度已经被有关方面批准任职西南财经大学的处级干部，但最终还是面对悬殊的收入与待遇上的差异，我选择辞去了处级职务而到民营企业中去担当顾问的道路。需要有现实的好的收入是我考虑和选择做什么事的首要。不仅走共产党的仕途是这样，当年西南财经大学的民主党派。希望我加入他们组织就可以被推荐成为民主党派的副厅级干部，也被我莫名其妙的婉拒了，核心问题嘛还是宁肯有现实的好的收入，还不愿意去走一种规矩的入官的仕途之路。

自己选择拒绝从政的仕途之路，下海来到了市场经济之中，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宏伟的发展规划。当年在与很多人的交流中，都谈到了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似乎这就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但我对此却不以为然，至少有点漫不经心。当年无论是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还是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关系上，我都有很现成的比所交谈的朋友们好得多的条件和基础，至少我取得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不必象他们那样艰难艰苦。但我最终从来没有想过办一个企业把它做大做强，潜意识深处我认为那是给自己在找麻烦，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在大学里边当一位老师是很不错的。所以当年无论再怎么忙，那就坚持回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一位在职教师工作，到了把市场经济中的生意做得了无兴趣时，最终选择了回到学校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当老师的道路。

凡此种种，都能说明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俗人庸人，无论在有多好的发展条件和机会，我都始终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事业”这个概念与我太陌生，潜意识深处我觉得好像它与我无关，严格的说，我就是一个农民，一个高级的农民，没有什么人生想法，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什么人生规划，就是一个高档的“二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罢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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