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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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第八萹 胸无大志 随意而行 —— 我的人生自描

当然这种胸无大志的人生认识，其实是与自己的处世做事的任意性有关，应该说是在具体事务上我比较强调自我，也就是自己想怎么做就去做吧，不必太受一些道理的约束，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能不能做该不该做”我不是很介意的，至少不是把它看得很重要摆在行事的首要地位的。

比如读初中时，在校方和老师同学们看来，我应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了，好学生是不是该有一些必要的应该的行为举止呢？这个问题我很少想过。因为很多原因，我很爱和那批住在九眼桥附近并不认真学习并且成绩也不好的同学打堆，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我很想知晓甚至很想学习模仿的东西，所以当时也时不时违反校规，与他们一起逃学在九眼桥望江公园四川大学晃荡，内心深处觉得和他们这样玩耍就是我想要的，是一种可以并且应该享受的乐趣。

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本来学校的学习条件十分好，我完全可以很均衡的发展，籍助于学校优秀的师资良好的环境，为考上北大清华北航做全方位的准备。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在学科上偏科是很严重的，首先是偏重于喜好和热衷的数学，再有就是语文，其实不是语文是写作。数学上经常会出现为了一道难题，纠缠很多时间耗费很多精力，对其他事物不管不顾的想去解决它完成它，不仅有解决了这种难题后的结果上的喜悦与高兴，更有在解决这种难题的过程中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执着和兴奋。

至于写作，一是当时特别喜好毛大爷和鲁迅先生的文笔，毛选四卷中类似于“别了，司徒雷登”那类文章，以及鲁迅先生类似于“纪念刘和珍君”那类文章，我是经常阅读，十分欣赏他们的笔锋，自己在作文时也经常模仿。二是逐渐喜欢写篇幅比较长的作用，每次语文课白敦仁先生布置的作文，我在完成吋都会把它把发挥成为有点类似于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长虽多，但做起来自我总是津津乐道的。

这种过度的偏科实际上造成了其他学科的一些问题。比如物理和化学，客观上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物理还好点，也许那句“数理不分家”的话有些道理，所以物理这门功课因为我的偏科还不至于影响太多。至于化学，我心里很明白，尽管任课化学的班主任周德芬老师还是把我列为与张昭不相上下的优秀学生，但我自己很明白，化学这个学科我其实是没有把它真正学好的。

还有一个怪怪的东西应该是与习惯和性格有关，我的习性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或者叫做偏执吧，那就是我不喜欢记忆性的东西，更不愿意去强记什么东西，我特别喜欢逻辑推理的东西，这反映在学习功课上，我特别不愿意去背公式之类的东西，总希望找到什么规律，能避开强记，而以推理帮助甚至取代记忆。所以，比如三角学中的那些两角和两角差，以及倍角和半角的那么多三角函数公式，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背过并且也背不到它，要用的时都是去推理得到，甚至连和差化积积化和差这些三角公司，其实推理的难度要大些，但我仍然没有去强记它。

文化大革命中的随意性表现得更强。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我执笔写成都七中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除了冲动之外，随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年想到了看到了一些问题，习性使我很随意的把它写出来了，当然因为冲动与思考不成孰也带来了很多麻烦。面对面地与市委宣传部部长对峙要驱赶工作组，其实也表现出一种任意的习性，直观的认识就是既然觉得他不行，那就要求撤走他吧。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因为源于发生的两个事件，使我毫不犹豫的从资深老造反派老红卫兵迅速成为逍遥派，其中很大的因素和成分也与这个习性中的随意性有关。这两个事件一是对于年初所发生的“二月逆流”以及它的迅速逆传，二是年中发生的武汉“七·二O”以及事件解决后马上对谢富治王力的处置。

在成都市金牛区工作的那几年，出现的情况纯粹就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喜好和习性了。比如，成为“什么也不能管但什么也管”干部，按当年那个政治环境和氛围，几乎没有人会像我那样去做的，因为要去管理的事实际上是很麻烦的，它完全可能引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像那种分配紧俏物资自行车缝纫机，保管烟酒那种高档商品，都是一些极有可能惹火烧身的事，所以，大家才尽力躲开不去惹它，而我在性格深处有一种随意有一种任性，潜意识的激发我去管管这些常人看来很难办的事。

这种随意在有时候也意想不到的会促进一些事情。当年在金牛区工作的时候，从区委到财贸部，我都与一批领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时的大环境一般民众对于这种领导，要么是去巴结，要么是避而远之。我却不以为然，潜意识深处虽然也很尊敬他们，但我从来也没有指望他们给我办点什么事，所以在与他们打交道时，我是很随意的，主要是工作嘛需要交流汇报，个人从来没有什么诉求。这反而好了，我随意慢慢的他们也随意了，大家都随意了，相互关系其实比刻意要去做而更好了。

读大学有一件事情足以见得当年的随意和任性。大学数学专业的课程学习难度很大，班上相当一批同学特别是一批年龄较小的同学学起来都很困难，面临期末考试时更是紧张。我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肯定不畏惧这种考试，事实上这种考试更能反衬出我的学业优秀。但我当时硬是出头去与各科任课老师协调，从考试的形式上尽力降低难度，比如开卷呀写小论文呀等等。其实我也知道这种协调会引起班上一部分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有意见，因为考试难度降低了，优劣的程度就显现不出来了，尽管如此，随意与任性的天性还是使我每学期都为这些事情乐此不倦。

比较搞笑的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我拒绝加入民主党派从而获得副厅级干部提名那件事，可以说把我的随意性和任性表现得淋漓至尽。记得是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了我家中，虽说平时大家都是老师也很熟悉，但别人毕竟是带着民主党派领导人的身份来的，讲的事情又很严肃慎重。而我这个人，因为随意因为任性，居然都没有给别人说让我考虑一下隔两天回复他们，当场就拒绝了。当我看着他们带着茫然和不解的心情离开时，我才醒悟过来也许是我太直白了，这么慎重的事情怎么能这样简单处理呢。

在购置房产上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记得上世纪90年代购买的交大花园清水河小区那一层4套房子，是头天晚上在电视上开发商打广告，说是第二天开盘，第二天到了现场，现场什么也没有，就是在一片农田中围起了一个圈子，摆放了一些所售房子的的介绍广告，除了房价较低，比较吸引人的是它的购房款可以分4期支付。这一点促使我一口气就订了四套，总码洋30多万，其实当时还在做生意，资金并不是很宽裕，只是这个分4期支付，加之随意的心性，也就定下来了。

2015年购买恒大曹家巷广场一层楼四套房子也很奇特。楼盘的选择和确定倒是十分的认真，因为毕竟要耗资300多万，我先后看了很多楼盘，最后确定买这个楼盘。只是开盘订购那天就很搞笑了，因为毕竟是买房，这在很多家庭都是一桩大事，当时已在那一轮要限购的前夕，所以楼盘和房子还是很抢手，买一套房开发商限定只能两个人进去选房。我去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因为不能进去都在外边很焦急的等待。我倒好，计划买4套房，因为家里边的其他人那天都上班，就我一个人晃晃荡荡的就去了，弄的售楼部里售楼小姐都很惊讶，不过这又帮了我的忙，当天房子很抢手，我先选了一层37楼的4套房，后来发现38楼那4套房性价比更好些，还是售楼部售房妹妹，手脚麻利的替我揭下了38楼那是套房的订莶，让我如意的从37楼换成了38楼。

在民办高校做院长的那十年，因为我骨子深处就认为民办高校本质上就是一个民营企业，所以也从来没把他的院长当成一回事，什么院长哦就是一个管事的总经理而已，所以其间也把个人的随意性表现得淋漓至尽。比如，在四川天一学院提拔那些年轻老师们走向院长处长系主的岗位，在某个意义上也与个人的随意性有关。当年如果太认真了，必然会瞻前顾后的与主办方协调，结果是我挟“受命于为难之中”的大旗，事急从权嘛，很多事情都是与那位陶校沟通交流一下。就把这些老师们推上去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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