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4)

(续） 第八萹 胸无大志 随意而行 —— 我的人生自描

在自我描述中还想说说我的惰性，这应该是无论是思维上还是行动上都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习性。这种惰性，不完全是通常所说的懒惰，当然通常所说的懒惰有一部分意思也在其中，事实上我这个人确实很懒惰，从小就不爱动，由于像个小胖墩大家都呼我为许胖子，懒惰在我身上的一个显著表现是我特别不爱好体育运动，几乎所有的体育运动的项目我都很差，所以读书期间上体育课是我最大的难事。

但我这里说的惰性，更多的是一种行为方式上的，我不是那种风风火火的急性子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当我遇事或者说是有事时，天性不着急，总爱缓缓的等等看看。应该说这种惰性也是造成我胸无大志随意而行的一个条件和基础。古往今来，有成就办大事者总是很注重抓住机会的，而在我这里有时机会就摆在面前，我也知道那是个机会，但惰性使然就是不大愿意去抓住它，其实在潜意识深处心里边觉得“抓住它是好事吗”的想法还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工作的努力和教学科研成效使我有了很好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和条件，但事实上究竟在学校中该怎样抓住机会更好发展，其实我一直是漫不经心的，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当时对我十分重视，但我给外界的感觉是自已并不以为然，除了做好教学科研工作其他的似乎都很淡漠，这其实是一种惰性使然，惰性使我没有很快的进入角色，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来临的时候，我没有在西南财经大学陷得太深，从而有了在市场经济中去摸爬滚打一翻的开瑞，而这个开端是十分重要的，它使我和我的家庭在财务自由上有了机会。

同样的，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后，隋性也使我没有陷得太深，我没有弄出一个最后有可能是自己“将军不下马”的脱不了身的局面，尽管当时我要造就这种其实不少人向往的局面的条件和机会是相当好的。我没有什么大的局面，就是小打小闹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挣了一些钱，改变了经济状况或者说使得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中有了财务自由。这一点也很重要，一方面很难想象一昧的在商海中拼斗下去最后可能是一种什么结果，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和烦心，另一方面局面大了，我肯定也不可能再回到西南财经大学重置教鞭。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和工作了。

我这种胸无大志有一个事情足以说明这个惰性在我身上的力量有多大并且影响有多大。1988年四季度起我就开始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了，刚开始有点半下海的味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西南财经大学行政上担负着处级岗位的职务，后来慢慢的益发深入了，在辞去了处级行政职务后最后演变成为主要精力都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仅仅是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一个教师应有的工作量而已。这种既在商海又在学校的状态持续了十年左右，比较令人奇怪的是，这么长达10年的时间中这种状态一直维持着，我一直在做生意的同时坚持了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工作，没有离开也就是说从西南财经大学辞职。

这种情况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当然，首要的和主要的还是自己的观念和思维，但这个惰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体制内辞职下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和我一起从西南财经大学到市场经济做摸爬滚打的老师们不在少数，有的在一开始就辞职离开了西南财经大学，后来能在市场经济中觉自己能站住脚的老师也基本上辞职了。而我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不以为然，当然始终没有对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活动产生极大的兴趣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觉得不过就是为了挣点钱嘛，不是长远之计。这就是这种惰性使然，能拖得下去就拖着走吧，坚持一下也就两方面都顾着了，于是在长达10年的时间中，我居然始终留在西南财经大学，而同时又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

这种惰性很主要的表现是拖一拖看一看，走走瞧瞧，看事情如何发展，然后根据发展的状况再来决定该怎么办怎么做。应该说我的行事方式中，无论大事小事都有这种拖一拖看一看走走瞧瞧的惰性影响。其实这个惰性之所以在我身上产生，跟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个历史典故的影响有关，这个历史典故应该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不过我接触到这个故事比较年轻，也就十来岁吧，而这个故事对我的影响确实非常深刻，它成为我这种惰性存在的思维基础。

在这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信念的支持下，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一方面很认真努力，力求把它做好，另一方面又总不是很深入的进入角色，有点若即若离的味道。所谓力求把它做好，多数时候是发生在不大看得清楚这个事情做好了对我的利益所在，意识深处想的是做好了再说吧。所谓若即若离，多数的时候是发生在要做的事情似乎很有利益上的诱惑力时候，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是不要太投入。

我这种胸无大志随意而行，个人觉得还与我接触人交住朋友有关。尽管我这一辈子，在各个阶段的工作环境下，都与不同的领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比如在大塘公社下乡时的党委书记，在金牛区工作时的区委和区财贸部区商业局领导，读大学时管学生的党委副书记和学生工作部领导，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的校级领导，但与他们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工作关系，是工作上的一些认同，我虽然与他们处得十分融洽，其实我也知道他们十分喜欢我信任我，但不管是潜意识还是骨子深处，我事实上是与他们隔得比较远的。

这些领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我的贵人，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对我有所帮助有所支持的事，有些事情甚至有些匪夷所思。比如大塘公社那位书记，执着的按照他的方式在我完全不知情之下一手把我送回成都工作，又如金牛区的各级领导，事实上是把我放在很重要的岗位上的，他们其实很知道当年我那种“什么都不能管，什么都在管”情况，还有西南财经大学党委领导也给予我做好教学科研工作极大地有时甚至是力排众议的工作。我从内心深处是很感谢这些领导“朋友”们的，但同时也感到很愧疚，因为在事实上当然也包括在内心深处，我没有把他们当作朋友来交住，也许是我的秉性之至吧。

我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交往很多或者能够很深的人，恰恰是一些在当时当地都很不起眼的平常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经常能从内心感悟到某种说不大清楚的乐趣，这种乐趣使我感觉到我和他们一样，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比如在读中学时与我交往至深的同学便是如此，我今后会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的友人”那个篇章中专门叙述到他们。在读初中时，喜欢和一批根本不愿意读书的城市平民家庭的同学在九眼桥头厮混，前面的文字中已有叙述。在金牛区工作时，与我作为真正的朋友相交的，是一位擅长面食的白案师傅，当然还包括不少在商业第一线工作的普通员工。在商业局机关工作时，与一位烧开水的目不识丁的门卫师傅及伙食团一位炊事员，虽不能说是交成朋友，但也经常相聊甚欢，让其他干部感到有些奇怪和不解。

在与他们的交往交流中，感受到一种简单的特别纯粹干净的欢乐，感悟到人生其实是比较简单单纯的，不必有一些过多过好的奢求，做人做事只要高兴愉快即可，而这种高兴愉快经常是孕育和蕴含在简单的人生目标中的。你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弄复杂化了，接踵而来的一定是麻烦和烦恼，高兴和愉快极有可能就在一边沉默了。我想，我这种胸无大志随意而行，它的发生和发展多少与我这种交友习性有关。

再有就是我这个人太过于实际，出生商业世家自己也相当长时间在商业上工作，收入成本费用利润，逐渐形成一种生活本能。商业环境中充滞着油盐柴米酱醋茶这类小事，大一点的事也就是购销调存赚了。于是有些事情，本来应该朝着更高阶的目标和方向发展，结果经常会被我纳入收入成本费用利润核算轨道，我想历朝历代所讲“仕不经商”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要举点例子的话，比如我居然能把八十年代中编写教材和为此召开的会议弄成一个盈利的事物也许就是一个典型，顺便补充一下，当年在召开各种会议的吋候，虽然包括与会者的方方面面都是很满意的，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这个多蠃中也包括我这个会组织者有一定的盈利。试想这种太过实际的操作手法，所能够引发出来的，除了胸无大志随意而行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东西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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