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86)

(续） 第九篇 充实自知自信自明 —— 我的人生追求

我们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成都和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争斗的焦点就是刘吉挺张西庭的所谓刘张问题。这两位刘张，解放出来后一直很明显的支持826派，引发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极大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红卫兵成都部队最终提出了“打倒刘吉挺，打倒张西庭”的口号。

当时在北京的联络站共有三人，我和班上那位刘姓女同学，以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电东方红的一位大学生。当我们得到红卫兵成都部队在成都要提出“打到刘张”的口号时，十分的不安，主要是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很不利。

为什么喃？我们联络组当时住在北京航空学院，与北航红旗的沟通很密切。就在6月上旬，北航红旗的韩爱晶还专门安排人与我们交流，告诉了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王力与他见面交流的情况。王力与韩爱晶的交流中，重点是谈到了伟大领袖对下一步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希望，王力明确的给韩爱晶说，伟大领袖最近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大半年了，现在需要逐步稳定。王力明确的跟韩爱晶说，现在不要再随便的提出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了，现在需要稳定。所以当我们知道红卫兵成都部队要提出“打倒刘张”的口号时，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是很不妥当的，于是我们多次在电话上与成都方面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汇报沟通，建议他们不要在当前形势下提出“打倒刘张”。因为在电话上沟通的效果很差，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专程让我回成都向红成总部的领导们汇报沟通。

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成都这边的形势发展很快，在我还在北京回成都的火车上时，“打倒刘张”的口号已经呼喊得如火如荼，我还没有到成都，步行北上到北京告状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队伍已经到了广汉，所以联络组让我抓紧回成都汇报已经无济于事。我回到成都后，石福全主持了一次红成总部的会议让我汇报了北京的情况，我也表达了联络组的建议。但所有这些已经晚了，已经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何况当时在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伙伴们，包括几位头头，并不认同我们的意见，都认为“打倒刘张”是正确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定志在必行，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我后来也就没有再回北京了，红成总部把我安排在对外联络部，工作任务主要是与川内各地市州及专县的红成派联络。具体就是我每天晚上大约8:00左右，到当时在将军衙门内的省委机关的一个部门打长途电话，那个部门是红成派控制的，所以可以在那里打长途电话与各地的红成派联系，我每天在电话上与各地的红成派联系，听他们汇报当地情况，向他们传达总部关于运动发展的意见。

从6月上旬回到成都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后来，成都七中有红成派同学到总部反映，讲我在“二月镇反”的过程中，曾帮助过826派的七毛做过很多事，怕我是826的奸细。总部的人找我询问和交流，我也坦然的讲确有其事，为了大家方便，我离开总部就行了。七月上旬，我便离开了红成总部。

文化大革命很快的发展到武汉“七·二O”事件，这个事件的突发性以及后来它发生的逆转，使本来在彷徨迷惑中的我顿时醒悟，认识到这场运动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因为作为英雄的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到北京，先是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不出二天王力便被打倒。这种戏剧般的变化使我认识到，此乃午台远离为好。

用了较长的篇幅来描写这段住事，想要说明的是，把人生尽力的过得充实一些一直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行事准则。在1967年上半年，我是处于一个彷徨迷惑犹豫阶段的，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仍然去做了不少事，这些事超脱了当年大家都很在意的派别观点，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做点事，充实充实而已。

其实像这样主动的寻求生活的充实，在我的很多人生阶段都有。上世纪70年代，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那七、八年，也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当时的我也许就是有着尽量把人生过得充实些潜意识，也做了很多在常人看来很难理解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事。在那个讲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年代，我因为家庭中的问题，事实上在人生展望上应该是很悲观的，如果按照当时通常的我们这种情况的青年人的做法，多数应该是少管闲事夹起尾巴做人，但我没有这样，尽管当时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很没有希望，但我却无事找事一样在金牛区商业系统内为自己找了很多事来做，以至最后成了一名“什么也管不了，什么也在管”的干部，鬼使神差般的做着许多当时很多人躲着的事。

在前边我的工作生涯回忆中，曾经说到当时我管着金牛区自行车缝纫机这类紧俏商品的分配安排，其实这个事情落在我头上过程也是特别奇特的。当时在金牛区商业局下边，除了有20个供销社归它管辖外，另外在茶店子街上还有4个商业局直属的经营部，其中有一个叫工业品经营部。由于当年市五金公司能够拨到金牛区的自行车缝纫机数量太少，所以根本没有一个规范的拨付程序，就是工业品经理都的采购员到市五金公司进货时，市五金公司就告诉采购员可以开一些自行车缝纫机。

这些自行车缝纫机采购回工业品经理部后，因为当时这类物资太紧俏而到货的数量又太少，对工业品经理部来讲，用四川话来讲等于是拿到了一个“碳丸”。当时工业品经理部负责这类五金商品存货和销售的，是一位家就住在茶店子街上的周姓员工，这是一位身材高佻十分漂亮的女人，她的先生在茶店子街上的九四信箱工作，当年那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国企单位，因为漂亮性情又十分随和，大家都很喜欢她，我们这些小年轻都叫她周姐，我也与她也混得很熟悉。

有一天周姐在茶店子街上突然叫到我，给我讲了一件奇怪得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她给我说，她摊上了一件麻烦事。是什么事呢？原来是近几个月采购已经进了几批自行车缝纫机的货，她放在库房里没有办法销售，因为商品太紧俏，她根本不知道按什么原则销售，因为市上还发下来一些名牌自行车缝纫机的购买卷，她更不知道该如何分配。她去请示工业品经理部的经理，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让她直接去商业局找局长请示。当时金牛区商业系统的员工，从表面上看都以为我是局长们的秘书，她给我说：小许，我咋敢去找局长嘛？麻烦你给局长说一下行不？

一听到这事，我就知道很麻烦。工业品经理部的经理让她自己去找局长，很明显经理是知道在局长那里是得不到具体指示的，以我的经验，我也知道肯定没有哪位局长愿意出头来解决这件麻烦事，僧多粥少，围着城区一大圈有20公社，干部和场镇居民有好几万，农民就有好几十万了，这点自行车缝纫机哪位局长愿意出头安排。因为平时和周姐混得太熟，加之我潜意识深处总有一种没事找事做的意识，于是我答应周姐考虑一下，看到周姐如释重负一样的舒了口气，我知道她是认为我会管这个事了。

我确实准备管这个事了，但怎样管呢？我和局长我们的关系确实不错，但我把这个问题汇报给哪位局长，那位局长都会认为给他出难题了，那个年头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干部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都心有余悸懂得遇事躲着走不要惹麻烦。我最后思量再三，在权衡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决定我来接手这件事，而我采取的方法就是我尽力综合平衡方方面面的需求，力求让每个月的分配方案都精准些平衡些，而对局长们采取“报备”的汇报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很奏效的，既解决了周姐的难题，局长们也很满意，只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们一再强调要让我去给区委财贸部汇报一下，其实这一点我在决定我来管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并且已经做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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