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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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就在毛主席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1957夏季，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起的号召各方面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的运动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始于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的活动，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运动。因为严重的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运动，把大量真诚的帮助党整风的人错当成右派分子来斗争，在指导思想上向“左”的方向偏转，认为阶级矛盾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长达一年的反右斗争，对社会的影响和震荡是严重的，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父亲作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经理，在帮助党整风的活动中发表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言论，于是被列为右倾，好在他自身的成分是工人，又是公私合营商店的公方经理，最终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内部处理成为右倾思想。我记得在1957年夏天的一天傍晚，父亲被几个人押着回家取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后来一直被集中批判，到反右运动结束时，被撤销了公方经理职务，调到刚刚新建的位于青白江的成都钢铁厂劳动。

应当说1957年的夏天是人们情绪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有了自危自保的危机思绪，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讲错了话做错了事是会受到相当的惩罚的，为错话错事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我因为在1958年秋季学年转入到四川大学附小也就是望江楼小学读书，其时正好反右斗争结束，因为居住在四川大学，也见到了很多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小学生的认知实在不敢相信所看到的他们是右派分子那种坏人。

1958年夏天反右运动结束后，人们又逐渐进入了一个亢奋但是有序听话的状态。先是那一年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大跃进，大跃进在农村的表现是放高产卫星，而在城市中是大炼钢铁。在有了人民公社这个农村基层组织后，被称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在中华大地上迎风飘扬了。

大炼钢铁在当时是印象深刻感同身受的。首先是要捐出家中的铁器作为炼钢原料，同时到处去收集废钢废铁，这些都是炼钢需要的材料。印象很深刻的是学校多次组织同学们到锦江对岸的南光机械厂等工厂拣废钢铁。小高炉是当时随处可见的炼钢设施，人们在一片亢奋中熬更守夜的冶炼钢铁，满怀期望的等待着好钢出炉的那一时刻。我至今还记得到我们川大附小也叫望江楼小学第一炉小高炉钢炼成时，一位我们一贯很是尊敬的老师，尽管熬红了眼晴，但仍然兴奋地敲打着炼成的钢块，大声呼喊“这是我们炼出的钢”！

整个1958年都是很亢奋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一方面各行各业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高产卫星在频频的发射，它撬动着国人的激情，所以大家都很自然的相信我们会在1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超英赶美”不仅深入人心，它也成为当年街头活报剧的主题与精髓，一出“英雄赶派克”街头剧在各处频频表演，表现和展示了当年国人的豪情壮志。

1958年秋收后，大丰收加上人民公社那种初级共产主义的架构，农村出现了吃饭不要钱的公社化食堂，记忆犹新的是望江楼小学曾经组织我们小学生们从城市南边的九眼桥望江楼，整队步行前往西边的茶店子，去参观金牛公社的高产田和公社化食堂。看到农民们在公社食堂中乐呵呵的吃喝，我们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当时一句很时髦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还好庆幸城市中没有出现农村那种吃饭不要钱状况，没有去赶那种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髦，仍然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使得城市的后来状况比农村要好些。因为农村中人民公社食堂化这种吃饭不要钱的日子，并没有坚持到多久，在耗费尽了1958年丰收的成果后，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逐步进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况，不要钱的饭是需要用各种主副食品原料来烹饪的，但到1958年末时，这种主副食品已逐渐没有来处。

1959年的初春是寒意隆隆的，农村中食品短缺的情况已在城市初见端倪。米面等主食和猪肉食油等副食品，已不像统购统销初期那样敞开供应，还是逐步开始限量，并且货源逐步减少，购买起来很艰难。到后来，就开始定量供应了，每个城市居民根据自己的工种确定每个月的主食的标准，一般的城市居民是每月28斤，坐机关的干部最少只有26斤，而劳力的工人每个月有30斤，最受到优待的是中学生，粮食定量标准是每个月32斤。

这20多30斤左右的米面主食，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很高的标准了，我们现在一个人每个月消耗的大米等主食最多是10~15斤，很难想象当年的定量标准会有30斤左右。但即便是这样，大家仍然感到吃不饱，饥饿感随时都有，这是因为猪肉食油等含脂肪的副食品定量太少，猪肉是一个人一个月一斤，菜油是一个人一个月半斤，肚子中的“油大”太少，所以尽管一个人一天有一斤的米饭可吃，但仍然感到比较餓。

最早的粮食定量供应是每户凭户口在指定粮站办购粮证，居民凭购粮证在粮店购买米面等主食。后来开始印制粮票，主要是方便流动购买，而且当时不少的餐饮店开始逐渐购买主食需要付给粮票，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凭票供应”开始出现。随着物品的逐渐匮乏，这种票证的范围和内容在扩大，穿的有布票棉花票，吃的除粮票外有肉票油票糖票烟票酒票，名目繁多应有尽有包罗万象，甚至像春节这样的节日供应点黄花木耳之类的也是凭票。也就是说当年要购买到物资，钱不是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要有票证。

这个由1959年起始的凭票供应，是逐步发展的，到了1960年就基本普遍普及了。有钱无票是买不到日常生活用品的，所以“黑市”就应运而生了，这种“黑市”就是现在的农贸市场，当时大家都称它为“自由市场”。严格的说这种“自由市场”是非法的，所以人们一般把他通俗的称为“黑市”。黑市上能买到的东西是应有尽有的，只是价格十分昂贵，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在“黑市”上是买不了多少东西的。

那个年代中，我和的兄弟都在长身体的阶段，主副食品的消耗是很大的，所以我们随时都感觉到肚子很饿，随时都在美梦能够饱餐一顿。好在我的母亲在当年还是比较神通广大，她能时不时搞到一点成都罐头厂生产的“清蒸猪肉罐头”，让我和兄弟可以解馋饱餐一顿。那真是神仙般的美食，打开“清蒸猪肉罐头”，放入锅中烧开后加入白菜等蔬菜，那个味道对当年饥肠辘辘的我和兄弟，那简直是不摆了。

说到我那个神通广大的母亲，她应该是当年的一个典型了，因为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领袖指示，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湧现出很多巾帼英雄，我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我的母亲在一所叫做“三八门市部”的商店工作，顾名思义。这个门市部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不是顶起了半边天，而是整个天空。母亲这种顶半边天的工作积极性，使她根本不能照顾家庭孩子，她几乎没有回过家，每个月给我10元钱人民币，我得安排和料理这个月自己和我兄弟的生活，而当时我也就是10岁左右，我的兄弟也是4岁左右。当然这样得不到母亲照顾的积极意义是我从小就得到了独立生活的很好的锻炼，不仅每个月得把这10元钱计划安排好养活自已和我的兄弟，而且也学会了很多做家务的事情，其中主要是煮饭。

有一点至今都还不是搞得十分明白的是，尽管当年大家肉体上都在承受着饥饿的折磨，但在思想认识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大家都相当一致的充满“正能量”，也就是说大家对当时很多大是大非问题，都是相当的统一和一致，很难听到见到有人抱怨，该工作的工作，该读书的读书，似乎都不为这种物资供应的匮乏有什么影响或者妨碍。

当然上世纪50年代末的这种物质缺乏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凭票供应，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达艰难的顶点，大家刚从1958年的“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的激动和亢奋中过来，物质的短缺还没有到达严重不足的顶点，所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和鼓午下，大家都信心满满的期待并且深信着物质的短缺是暂时的，会随着大好形势的发展一天天会好起来的。

50年代的十年中，在执政党的最高层，还发生过二起后来被称为路线斗争的二大事件，这就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彭德怀反党集团。应该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中，这种发生在共产党内部后来被称作路线斗争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下层特别是下层的老百姓是不知晓的，最多知道某些人的职务调整了，而不像后来刘邓、林彪及江青等“四人帮”出事时是全国老百姓都是家喻户晓的，这也许是上个世纪50年代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一个特点吧。

说到彭德怀反党集团，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是一个很遗憾的事件。1959年在庐山召开会议时，最初的初衷是要纠正1958年左倾，也就是要审视或者说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左倾盲动错误，遗憾的是会议在中途发生了方向的扭转和变化，由原来的反左变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除了彭德怀等人成了反党分子外，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比1958年更为左倾，这不得不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它带来的后果是使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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