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人生回忆 (95)

（续） 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二）阶级斗争为纲的60年代

在物资供应紧张与匮乏初见端倪中，新中国迈入了1960年，1959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把1958年的左倾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当然就使现实中的各种国民经济运行政策和方式更加偏激了。农村中农户的自留地与家禽家畜的数量和规模大幅减少，稍多一点便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城市中自由市场的交易更多的被处理成为投机倒把，生产和流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各类农业主副产品的产量大幅下降，流通大幅委缩几近绝迹，城市中通过票证来控制物资供应的“凭证供应”迅速的全面实施了。

恰逢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应该算是天灾吧，当然还有人祸，当时宣传得比较广泛的是中苏关系交恶引发苏联专家的撤走，当然事实上更为起主要作用的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目标的更左倾。60年代的最初几年人们的日子过得是很艰难的，比农村好得多的城市里边的吃着商品粮的人，有着普遍的营养不良状况，当时大家称为水肿病，人们都在为填饱肚子而煎熬。

我的家当时已经从四川大学搬到锦江旁的三官堂居住，肚子饿是当时的主基调，总得有些法子填饱肚子才行，我已经回忆过当时我从三官堂爬涉锦江穿望江公园和四川大学到成都二十九中读书时，沿途采摘雄南瓜花作为晚餐的“美味佳肴”食用。因为三官堂在当时已是城郊，住所的门前便有空闲的土地可以开垦，于是我和我的邻居们都把他挖出来种瓜种菜，过上了南泥湾开荒种地自给自足改善伙食的日子。记得当时除了种有四季豆豇豆及茄子海椒冬瓜絲瓜等蔬菜外，还有玉米以及能夠爬上房的南瓜，享用着劳作之后的果实并且填饱了肚子，也是不亦乐乎。

当年住在锦江旁边，有一点是很值得称道的，那就是我们喝的是锦江中清澈的水，足以见到当年生态环境没有遭到破坏时自然环境之优美，那个时候的三官堂甚至连街道都不能被称为，所以没有安装自来水，我们的食用水都是到锦江中去担，虽不敢说那个水就十分卫生，但用它来煮饭食用也是那一片居民饮用水的必然选择，现在回想起来，从锦江中担回的水确实是清澈明亮的。遗憾的是还没有迈出60年代，锦江中的水后来也就一年不如一年，河水逐渐浑浊肮脏不能食用了，当然城市建设的发展，使住在三官堂的我们也用上了自来水，当然不像现在是入户，而是10多个家庭共用。

60年代初的那两年的困难年代，农村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因为没有商品量的保障，农村中缺粮的情况很普遍，饥饿使人死亡的事也发生得较多。我的母亲的娘家是在被称为银郫县的三道堰，就是今天自来水六厂所在地，那是一块富庶的地方，但就是在这一块地方，吃饱饭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舅舅的家中，因为子女较多，粮食也不够吃，粮食既然不够吃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子女呢？这又是一个怪圈式的悖论了。因为按当年生产队分配自产粮食的制度，主要的也就是大部分的粮食是按照人口进行基本口粮的分配，所以子女多分配到的基本口粮也比子女少的家庭多，这就导致了农户家庭尽量生小孩以多分配基本口粮，但生产队的总人口多了，每个人口的基本口粮也就减少了，这又导致了粮食的不够吃。我的舅舅生有10个小孩，也就是说我有10个表兄弟姐妹，其中的最后一个我们称作老十的，由于多种原因进食不好，最后是被饿死的。

这还是在富庶的成都平原上，那些自然条件很差的边远地区，比如一直就很贫困的山区，情况就很严重了。多个因素导致了这些地区农民口粮的严重匮乏，一是三年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遇到天灾是无法抵抗的，加之1958年人民公社食堂化那种吃饭不要钱所带来的造成一批懒汉的恶果，以及在生产队农民种什么粮食怎样种的瞎指挥，使得农村粮食大幅度减产，在交了农业税的公粮之后已所剩不多，吃饭成了那几年农村中的大问题，有不少农民在饥饿中失掉了生命。

当年在农村农业生产上的一些政策倾向使得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锐减，因为过分强调集体经济，农民的自留地很少，允许饲养的家禽家畜也很少。而集体经济的粮食种植，一方面来自上面的各种各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瞎指挥，比如过度密植以及强制种双季稻等，另一方面在分配上让农民们意识到上交国家的公粮之后自己是所剩无几的，缺乏积极性自主性使得集体经济的粮食种植减产的幅度很大，在天灾严重的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

能够让农民有一点积极性的自留地种植与家禽家畜的饲养，数量都限制得很少，有的地方由于基层干部过度的极左行为甚至禁种禁养，比如收回自留地以及没收家禽家畜。农民是没有商品量供应的，他们得靠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和自留地中生产的粮食生存，这使得进入60年代的农村，饥饿和生存的形势一度十分严峻，不少地方的人口大量减员。

城市里面因为有商品量的基本保障，情况要稍好一些。但因为从根本上切断了农村中农民种植自留地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可能，加之在左倾的思维下禁止农贸自由市场的交易，即便有农民种植和养殖些农副产品，想要进入城市进行交易都被当成投机到把来打击，这使得城市里面的副食品供应日见匮乏，除了国家定量供应的那点猪肉和食油外，几乎不能够买到任何其他的副食品。

都说我们40后50后是饿过饭的一代，这个说法不假，尽管当时每个月还是有30斤左右的粮食供应给每一个人，但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那几年，就是城市里面的人也终日感到饥饿，随时都在饥肠轱辘的时候做着饱餐一顿美味“油大”的美梦。我们的父辈作为成年人尚好，而我们这些40后50后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饭的感受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记得当时物资匮乏到了连蔬菜都要按人头凭发放的登记册子购买，这种蔬菜购买册子是街道上和居民小组为了平衡供应制作的，所以也不是很正规，但你要到蔬菜摊点上买菜，必须要出示这种册子说明你是有资格买菜的，买了菜还要在册子上予以登记。即便有册子并不能保证你肯定能买到，因为确实僧多粥少，买菜就像打架一样还得靠气力。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初中班上那些长在九眼桥上晃荡的同学是怎样帮我抢菜的。

尽管农贸自由市场被禁止，但能夠交易的“黑市”总会以它该有的方式存在，当年的九眼桥头和九眼桥洞下，便是这种“黑市”能夠藏匿和存在的地方。我在回忆初中读书的时候曾经描述过当年我如何和班上的同学们混迹于此地，今天仔细想来，除其他一些原因之外，腹中空虚也是我愿意充当这些同学的“账房先生”和“教师爷”很重要的因由。

好在进入60年代之后，我的母亲不再充当那种“半边天”的拼命三郎角色，她也和我及我的兄弟日常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因为1957年的右倾思想问题还被发配在青白江成都钢铁厂劳动，直到1962年执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政策成都钢铁厂下马，才得以回到成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的母亲毕竟是有相当活动能力的人，所以虽然是肚子很饿，靠着母亲一些关系和办法，我和我的兄弟似乎也能时不时的打点牙祭。再就是我的那些舅舅们毕竟处在富庶的成都平原郫县，离省城近使得他们的自留地和家禽家畜的飼养都相对要宽松一些，母亲能夠弄到一些象火柴乃至当年很时髦的解放鞋，作为一种交换也能时不时的交换回一些农副产品。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虽说艰难但还不至于窘迫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当迈入1963年的时候，由于1962年初召开的7000人大会调整了相当多的农业政策，食品等物质的供应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从自由交易的层面，都有了很好的改进，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开始了对我来讲是漫漫人生途中至关重要的三年学习生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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