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1)

/ 往事悠悠 / 作者：

(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成都百货大楼建成后，它与几乎是同时建成的成都人民商场让东衔街逐渐繁华起来，逐步形成了与春熙路商区毗邻的盐市口商区。人民商场建成后，我的父亲就在其中的一个棉布店上班，我每天中午都会从光华街家中出发，到人民商城去给父亲送午饭。1953和1954这两年应该是城市最宁静最和谐的两年，朝鲜战争结束了，没有了前两年抗美援朝的激动旋律，而最终在1956年实现的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起步，那两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朝合作化努力的农村。我的家庭也是异常的和谐，母亲在光华街的店面上自产自销拖把，同时展示着她从罗家学会的江浙厨艺，我的兄弟也在1953年接近年末的时候出生了，一家人在城市里享受着其乐融融的生活宁静，淡泊而平静的生活有让人期望最好时间永远就停留在这个位置的美好愿望。

儿时最想往的到罗家去玩和欢迎罗家兄妹到我家中做客也主要是在这两年，在脑海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一次到罗家去的时候，罗家的哥哥姐姐带我逛四川音乐学院的情况，我见识到“大学”也是从这时这里开始的，当年的场景和状况，加上大约是1956年下半年我到四川大学哲学楼当年川大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场地见到母亲的场景和状况，使我从一开始便对“大学”有一种神圣而高贵的认识，这种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片面的认识，直到1958年9月我进入望江楼小学读书见识了常意义下的大学才得到改变。那次逛四川音乐学院，看到的学生并不多，当年大学特别是四川音乐学院这样的大学的精英教育可能大学生本身也不多。

游玩参观首先是从钢琴教室开始的，与其说是教室还不如说它是小房间，一栋两层的小楼沿着走廊两边有很多小教室，每个教室中都有一台钢琴，大学生们就在房中练琴，偶然有老师走进教室进行指导，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对我们这种参观游玩者有一种浑然不知的感觉，他们专注于他们的教与学，似乎我们并不存在，当然进楼之前罗家小哥哥小姐姐便教育我不要弄出响声，在走廊上静静的聆听和远远的观看。小提琴教室和钢琴教室就有很大的差异了，虽然它也是不是很大的一间间的，但在每一个教室中不像是钢琴教师中那样一台琴一个学生，每间教室中总有三五个甚至七八个学生在集体演奏，而在小提琴教室这栋楼的周围有不少的大学生在独自拉琴练习。

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是在小礼堂，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有好几组乐队在准备演出，既有西洋的管弦乐队，也有中式的民族乐队，罗家小姐姐带着我在这里流涟了许久，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乐队的演奏，听到从舞台上传来的真正由乐器中发出的音乐声。多年之后，在我1960年到1963年读初中的三年中，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成都二十九中的团队专职干部彭老师都会给我一张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的庆祝节日的音乐会入场券，音乐会就是在这个礼堂中进行的，每当此时儿时第一次在这个小礼堂中的情景总会浮现在我的脑际。

那两年宁静淡泊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和谐在罗家被得到充分的展示，我已经描述过罗家那位后来被称作资本家的长者，他肯定是一位知识分子，永远面带微笑的慈祥面孔让人觉得他一定学识渊博，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受过高等教育，他所有的言谈与举止都很难与被称资本家联系起来，因为后来青少年时期在接受教育时被告知资本家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工人，在日常中也经常是待人很刻薄凶声恶刹的。罗家三位小哥哥小姐姐也许是接受了传统的家庭教育吧，待人十分有礼貌，这是我儿时十分想去罗家的主要原因，他们带着我玩耍，在玩耍中给我打开了大学的知识之门。当年罗家人际关系的和谐更表现在他们与家中佣人的关系上，我的母亲应该是当年他们家佣人之女，但几位哥哥姐姐一口一个称我母亲为惠姐，厨房中有一个煮饭的女厨师姓刘，他们也很礼貌的称呼她为刘妈，佣人们和他们处得象一家人似的，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想我后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思维深处总有一种人皆平等的潜意识，应该说与儿时看到的罗家这种和谐平等友爱的纷围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那两年是我过得很快乐的日子，但这个宁静很快的被打破了，伴随着1955年的来临，城市里边开始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开始喧哗起来，到1956年大规模的公私合营拉开了帷幕，我父亲所在的商店也公私合营了，罗家的很多资产应该也是公私合营了吧，最使人不解的是他们一家人好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我们家的往来也基本上停止了，好像主要是他们有点躲着我们。更为重要的是我母亲在1956年上半年参加了工作，没有多长的时间她几乎是变了一个人，经常的口头禅是她有组织了，参加工作前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不仅相夫教子做得很好，还能做点自产自销拖帕的手工生意贴补家用，参加工作后她很快的成为了当年所宣传的“半边天”，相信在她的意识深处就是认为自己可以顶半边天。

伴随着1956年的过去，我父亲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也出事了，父亲本来还是混得不错的，棉布店公私合营后他曾担任公方经理，有点文化加上爱讲话使他在反右运动中讲了一些当年不该讲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他本身是工人，肯定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最后被定为右倾思想被撤销公方经理职务并在1958年上半年下放到青白江的成都钢铁厂劳动。母亲参加工作父亲犯了错误使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6年下半年母亲生下我的小妹，因为她参加工作的地方是四川大学消费合作社，于是我三岁的兄弟我刚出生的小妹，便在四川大学托付给一家范姓的炊事员家庭照管，这样我从1956年下半年起，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城中光华街出发到四川大学去看我的母亲和弟妹，这让我再次近距离的看到“大学”。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到1958年上半年，这将近两年的时间其实过得很乏味和无趣，虽说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一次四川大学，但其实并没有看到大学的真正面貌，除了因为是周末星期天去大学生们都没有上课之外，没有人象当年罗家小哥哥小姐姐带着我看四川音乐学院一样有人引导有人讲解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两年中使我兴奋的是每次路过九眼桥时都要去看的船夫拉船过桥和桥头的白竿钓鱼，这两项激动人心的事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多处做过比较详细的描述。到了1958年9月，我转学到了望江路小学，住家也由城中光华街搬到了培根路四川大学十四宿舍，这时才使我开始能够真正的认识大学。

1958年是使人很亢奋的一年，除了有每个单位都在炼钢的小高炉外，更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宣传，那个在1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的目标虽然是口号但也很使人激动与憧憬。但亢奋是不可能持久的，很快的从1959年的下半年进入到了1960年，物资供应特别是主付食品供应的匮乏使人很明显的感觉到严冬来了，从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大的感受就是吃不饱饭饥肠辘辘，其实当年作为中学生每个月供应的商品粮定量也较高，有32斤平均每天有一斤多，但总是感到随时都很饥饿，主要是当时的副食品供应太少，一个月一斤肉半斤油使人们的肚皮中没有多少“油大”。那几年随着母亲工作地点的变化，我们也由四川大学十四宿舍搬到了三官堂街居住。

好在饥饿的年代过去的也很快，到1963年9月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时，尽管国家的供应仍然是凭票购买仍然是那些定量，但从其他渠道能够买到的主付食品在改善我们生活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加之进入成都七中再次见到了我在望江路小学就很敬佩的不少小学同学，心情的愉悦使得学习生活似乎又逐渐丰富多彩起来。我已经在前边的回忆录中比较详细的记叙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在成都七中高中学习的二重性：一方面我们在成都七中非常优秀的教师们的指点下，吮吸着最全面最优质的基础教育精华；另一方面也当年大的政治形势下，接受着这三年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煎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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