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04)

(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1966年8月18日，领袖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运动便轰轰烈烈的发生了。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实际上是保守派红卫兵，他们应该是各地党委组织成立的，他们成立后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破四旧，其中也包括抄牛鬼学生的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指引下，前一个多月受到压制乃至迫害的有着先知先觉的学生组织了造反派红卫兵，这支队伍很快的走向了社会，向工人和市民宣传“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发动他们造各地权利者的反。这两只红卫兵队伍走的完全是相反的道，保守派红卫兵在极力的宣传了和身体力行了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英雄儿混蛋”并因此走上疯狂的巅峰后便迅速的土崩瓦解，而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壮大，最后与造反派工人阶级和市民组织一起从1967年1月开始成功的进行了一月风暴夺权，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个壮大和夺权的过程中，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工人阶级组织因为观点的不同分成了两大派。两大牌的争斗持续了将近两年，其间也有保守派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背景下的反扑，以及1968年春的“右倾翻案风”，当然争斗的形式也大大升级由文斗变成了武斗也就是枪炮相加。领袖本以为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成功资产阶级司令部瓦解后，运动会逐渐平静下来社会逐渐趋于安定，但事与愿违“树欲静而风不止”，红卫兵门因为自视其高认为自己就是天之骄子，于是让他们清醒过来的方法就是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大中学校校园，让红卫兵们认识到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是，伴随着中学红卫兵的上山下乡和大学红卫兵的毕业分配，红卫兵运动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也就寿终正寝了。

作为四川省最优秀的中学成都七中红卫兵运动，走过了全国模式的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特别是1966年6月到8月的运动初期三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极其偏激情绪实际上是左倾思潮的我，在这个阶段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66年6月1日停课闹革命后，已经隐隐感到高考无望的我似乎并无太大的遗憾，和当时众多的同学一起满腔热忱的投入了这场运动，在经历了把老师们视为牛鬼蛇神的疯狂的一个星期后，我和一些同学们认为事情有点不对劲了，这么多当年对我们谆谆教诲的老师都是牛鬼蛇神吗？都该被批判斗争吗？同学中有一位我很尊敬的当作学长后来成为多年好友的刘仁清，在那段时间中我们频繁的交流着感受、认识和意见，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并且有了应该表示一下这种观点的愿望。大约是在1966年6月10日左右，我在与刘仁清同学交换意见后，执笔写下了一份长达20多页的大字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时领导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党支部，观点有二：一是这么多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抛出来批斗是“弃兵保帅”；二是批判成都七中党支部多年来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第二个观点显然是很浮躁的，表现出我以及我的同学们偏激乃至左倾的情绪，且不说成都七中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至少我们提出这一个结论的论据是不充分的，我们以自己的先知先觉进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怀疑一切”的理念与行为让青年人的偏激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篇大字报引发了成都七中将近十天的学生大辩论，同学们也因此分成了支持还是反对的两派。当同学们的辩论还在进行中时，情况却在悄然发生变化，成都七中党支部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位置上退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似乎比较支持我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成都七中掌权派的观点。一直处在运动最前沿的我们，似乎也是那种先知先觉让我们觉得这个工作组是运动深入发展的绊脚石，我和刘仁清等一批同学更加关注工作组的动向，不满意的情绪在滋长，最后演变成为想赶走工作组想要自己领导自己的的愿望与行动。

就我个人来讲，当时这种愿望和行动应当说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当时的舆论大环境已经出现了让革命小将在运动中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领导自己的导向，而这最符合我一直期望的不想被人管也不想管别人的潜意识，所以要冲破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对自我约束的欲望一直主宰着我的思维和行动，于是我很自然的成为了驱赶工作组中坚的积极分子。1966年6月24日下午市委宣传部的肖继仁部长来到成都七中指导文化大革命，我率领几十个同学与他和他的干部队伍展开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是否需要留在成都七中”讨论。讨论很热烈也很激烈，双方谁也说不服对方，讨论的时间持续很长有五六个小时，在这五六个小时之中，我多次离开讨论现场与后来闻讯赶来的刘仁清同学分析讨论现场的发展趋势和可能结果，最后在6月25日凌晨的时候，按照找我与刘仁清同学分析中预期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同肖菊仁部长一行结束了讨论，请他们把同学们的要求回市委去研究，作为讨论会主角的我自然成为肖菊仁部长的关注对象，为日后差一点被划为右派学生“取消党的领导”埋下祸根。

那一天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讨论也充分表现了我注重自我追求自由的倾向，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讨论在学生这一方是以我为主角的，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很广泛，这么个意义上来讲也很有意思，如果不是这样平心静气的广泛的有意思的讨论，仅就中心问题“工作组要不要撤出成都七中”进行讨论，那么长达五六个小时的会议就肯定是我们学生对市委领导的一种纠缠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当天的讨论中肖菊仁部长对我的发言很感兴趣，他事实上是在与我们讨论如果工作组撤走了你们怎么办？正是他的这种兴趣才是会议进行了五六个小时。而我在当天的主题发言中，充分的发挥了我希望同学们自主管理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就是潜意识中的“追求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当肖菊仁部长问到我，如果工作组撤走了你们怎么办时，我居然在会议上给他也是给同学们提出了一个让同学们自主管理自己领导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包含自主管理宗旨、它的组织架构、管理实施细则、甚至还有监督程序与机构，我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对所渴望的自主与自由有了充分的想象和思维。因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之前没有能够与同学们交流，是自己的一种思考和思维，当我在会议上提出这些主张时，不仅肖菊仁部长饒有兴趣的与我讨论，听到具体讨论内容之后的同学们也越来越多，由最初的二、三十个同学因为有络绎不断的加入的同学最后达到了七、八十人，一间教室挤不了，门外的走廊上也站满了同学。我想那一次应该是我的“追求自由”欲望萌芽得到了一次最大的发挥吧，当然后来这也给我带来更麻烦的问题，当指责我们是“取消党的领导”时，被有关方面和对立面加上了有纲领有组织的形容词，如果后来真成了右派学生，这个罪名应该是不轻的，好在在大的方面刘仁清同学替我分担了相当的东西，事后有人说这种细节许仁忠是弄不出来的，他应该是在刘仁清的授意和指引下在前台扮演冲锋的角色。

我确实一直都不明白那天晚上肖菊仁部长是出自于哪种思想和心态和我们对话长达五六个小时，我这边自有我这边的状况，一方面有要求把工作组撤出成都七中的具体诉求，同时也让我的“追求自由”思维可以象脱疆的野马一样奔驰一下。他是为了什么呀？作为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他是可以不理睬我们的，至少不会和我们讨论五六个小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了我多年。世界确实也很小，多年之后当我已经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肖菊仁部长的女儿居然成了我的同事，而他的女婿又是我小学和初中同学的兄弟也是我高中不同年级的校友，应该说相互关系很熟悉也很密切，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但那个疑问仍然在我脑海中，我当时是很想通过这种熟悉密切的关系，与当时已经退休了的肖部长建立一种联系，共同回味一下当年是什么因缘让我们能对话五六个小时，当然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最终并没有实现。

6月24日之后，形势之急转直下变化很快。宏观上是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学生的的方针，微观上6.24会议后我们与肖菊仁部长的对话被定性为“取消党的领导”，铺天盖地的舆论向我们袭来，整个6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将近四十天中，我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直在台前十分活跃的我，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压力更大，一直到8月中旬开始，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我们才得以解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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