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十六条给予了早期的敢于革命造反的学生极大的肯定与支持，它提到了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小将成了勇敢的闯将，提到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还提倡让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为有上级的指示，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迅速的退出了领导地位，退出之前他们按照惯有的方法组织了一些同学建立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领导自己的一个机构，仿佛记得叫什么筹委会之类的。比较搞笑的是，这个存在时间不长的所谓筹委会，所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所建立的管理机构，几乎是6月24日我们与肖菊仁部长对话时，我当时侃侃而谈让工作组撤出去我们自己管理自己讲话的翻版与重现，而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四十天中，我的发言中的这些意见被认为是有纲领有组织的“取消党的领导”，让人感到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也。
因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已经事实上退出了学校的领导，而我们又有要求明确6月份发生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6.24赶走工作组是否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诉求，经过几天的联络和准备，8月18号下午开始在成都七中行政楼三楼阅览室召开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会的一方是以我们四个在第一份大字报上莶名同学为代表的学生，另一方是以筹委会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生，辯论会的规模较大，能容纳200多人的三楼阅览室挤满了人座无虚席。这应该是1966年6月1日停课闹革命以来规模极大的一次辩论会，也开创了成都七中大规模辩论会的先例，尽管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文斗阶段中，类似的辩论会很多，但这场辩论会因为众望所嘱引发了成都七中同学们的高度关心。
在这场辩论会上，刘仁清同学出场了并成为我们这一方的首辩，展示到了他作为学生领袖的风采。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学校无论哪一个层面都在传言我与刘仁清的关系，不少的说法都认为我的很多所作所为都是刘仁清在背后，甚至把他视为是一切事件的主谋，这种观点既不正确也不客观，曲解了我和刘仁清的正常关系。我与刘仁清应当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都有的见解的一致使我们惺惺相惜，共同的话题和语境使我们能长时间的交流和畅谈。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讲，无论是从思维还是表达上，我都十分敬佩和敬重刘仁清同学，他的能力和见解经常让我折服，但如果说前四十天的活动我是台前他是幕后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没有台前幕后的问题，只是一些事件的偶然和巧合而已，比如第一份大字报由我执笔并制定，大字报的框架出自于我但内容确是头天下午我与刘仁清充分交流的结果，只是我身边有一批象吳伯贤一样的同学能连夜制作而已。又如6.24会议，也不是刘仁清要刻意的避开，因为会议一开始就是我在挑头，他得到消息赶来时讨论已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和深度，作为一种配合上的默契他就一直在教室外静观事态的发展。
辩论会应该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形式，但想要在辩论会上得到一致的结果显然是不可能的，观点对立的两拨同学思维的基点和理念不同，各自又掌握和依据自己看到的那部分事实，确实是很难得出该有的结果的。当年的那个情况就像现在的微信群一样，各自的观点不同就各为一群，观点不同在一个群中多数都是不长久的，要不了多久就会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分开各自建群，宁可“鸡犬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当年在三楼阅览室的那层大辩论，虽持续有七八个小时，但双方各执一辞难有一致，唯一能让人满意的是同学们的风采在辩论会上得到了展示，因为那一天领袖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在有同学带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中广博了这个消息后，辩论会在一遍共同的欢呼声中得虽没有结果但也正常的结束。
应该说刘仁清在辩论会上展示了他与身俱来的思维和口才的风采，思路清晰的他以其特有的雄才大辩。得到同学们的喝釆。我在辩论会上发言不是很多，但也有有趣和出彩之处，比如在谈及自己管理自己时，我问筹委会的同学：当初6.24我们提出那些自己管理自己的宗旨机构方法时被认为是“取消党的领导”，但现在你们筹委会的机构和工作方法，不就是当初我们提出的那一套吗？你们这个又该算出什么呢？一问既出惹得在场同学包括支持筹委会的同学都哄堂大笑，让筹委会的负责同学十分尴尬难以自言。
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快，因为北京的红卫兵南下串联，使得成都的红卫兵运动伴随着北京红卫兵带来的理念和思维，朝着各自不同的路径上迈进，其中有一副由北京保守派红卫兵带来的血统论对联，在成都各个中学掀起了一场腥风黑浪。这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与8月下旬各个中学组建的官办红卫兵一拍即合，挑动和激发出同样也是保守派红卫兵们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激情，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拳脚和皮带鞭子相加，给各个中学带来了一片黑色恐怖。我因为情况比较特殊，在8月18号三楼阅览室大辩论后便离开了成都七中融入了社会的红卫兵运动，没有能够经历和看见后来听其他同学讲起的那种令人难以想象到的情况。
说起避开了那场疯狂的血统论阶级路线大辩论，其实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避开了另外一件也是几乎人人都要参与的事情，那就是到1968年下半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活动，说来也令人难以相信，我居然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没有被卷入这场荒唐的活动，我是一次忠字舞都没有跳过。回想起这两个几乎是中学生们都参与了的活动我居然都避开了，说是一种偶然因素其实也并不偶然，它与我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想往和追求自由相关，因为追求自我的自由，所谓的偶然因素也就必然出现了。
第一次避开了血统论的阶级路线辩论，是我在8月18号三楼阅览室大辩论后，便迅速的离开了成都七中同学们的群体，跑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一批大学生一起，走上了街头动员工人和市民“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内心深处是认为与其在学校中无休无止的去争论我们在6月份所作所为是否正确，让那些事实上已经过去的细节问题来束缚自己，还不如放开些让自己主动些自由些去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 而当时社会的整体状况中能够吸引我的就是和大学中的那些大哥哥们一起走上街头，面对当时还很保守的在进行工人斗学生的市民们进行“怀疑一切，造反有理”的宣传和鼓动，在那样的活动中自我要愉悦些，这种愉悦是由个人的身心得到了一种自由和开放带来的。
至于第二次逃脱了跳忠字舞，更是一次追求自由的必然。1968年下半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便要求学生们复课闹革命，老师们已经几年没有教书了，有什么课可以复呢。而对那些文化程度本身不高的工宣队中的工人们，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不屑，更不愿意在他们的管理下进行日审活动，于是我和刘仁清以及其他的一批同学一起，无端的找了一些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的理由，各自脱离了正在复课闹革命和跳忠字舞的班级，聚集成一个怪异的小团体在那些找出来的理由下与工宣队纠缠，其实也就是发泄一下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宣队的工人们让他们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不满，也正好可以让自己不受约束和管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这个希望自由自在的行为，正好使我们当然也包括我躲避开了跳忠字舞。
1966年最后几个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发展很快，保守的由官方组织的红卫兵组织很迅速的土崩瓦解，造反派红卫兵的组织如雨后笋一般应运而生。在成都七中官办的6234红卫兵和筹委会瓦解后，成立了很多造反派组织，其中成都七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是成立的较早规模也较大的一个。也是因为我的那种独行独往的自由主义倾向，让我在参与和组建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上有了些困惑，因为多种原因主要是我在十月上旬才从北京返回成都，我和刘仁清等几位在运动初期有着写第一张大字报及驱赶工作组造反行为老造反派，组建的红卫兵组织取名为《东方红公社》，他不仅组建得较晚，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主要是运动初期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一些同学。这个时候在我个人的思维和意念中，那种不愿意被人管也不愿意管人的所谓自由倾向，给我在参与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中带来了很多困惑，因此也让我在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上有了麻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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