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那个阶段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式，都是以众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要么你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要么你就是游兵散勇。如果我能以某个造反派组织的普通成员出现，对我也许是个好事，因为这样既可以不用去组织他人，受他人的管束也会放松些，但我那些背负着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光环使我不可能是一个普通成员，众望所瞩下大家都以为我应该有比较好的作为，这给我带来的不是愉悦而是困惑。于是我开始躲避，与学校中的造反派组织若即若离，正好九、十月份混得很熟的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们正在组建红卫兵成都部队，于是我就干脆又去和这些大学生大哥哥们厮混在一起去了，投入了组建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工作中去。
红卫兵成都部队成立不久就面临着内部分歧的扩大，最终导至四川大学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独立了出去，形成了一个“川大八·二六”派。我回到成都七中后，我和刘仁清等同学组建的《东方红公社》规模依然不大人数仍然很少，而这时成都七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兵团发展很快，在造反派红卫兵两派的纷争中，这个后来被称为“七毛” 的红卫兵组织中多数同学倾向“八·二六”观点，运动的深入发展中有人提出了“七毛”与“东方红公社”合并的建议，这个取双方所长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当刘仁清来与我交换意见时，我没有表示更多的看法，因为在我的意识深处，合并了人就更多了事也会更多，在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中很难有不为人管或不去管人情况存在，所以我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其实意识深处是觉得这好像与我关系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时候我不愿意被任何形式的“组织”所约束和捆绑的的理念和认识得到了提升。
两派观点的分歧再加剧，最终在各个单位都形成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川大826对立两派的群众组织，在成都七中“七毛”也很自然的成为了826派的组织，这种情况让我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我是被同学们公认为是成都七中老造反派的，但最终我赞同的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而当时的成都七中还没有正式成立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组织，于是我成了“七毛”中持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特殊人，好在当时刘仁清已经成了事实上的“七毛”负责人，我与他的友谊使得我这种特殊身份在“七毛”中也不好有人大动干戈的提出异议。
那段时间中作为持红成观点的“七毛”成员其实也不大好相处，毕竟持有的观点是相悖的，于是我又再次回到成都电信工程学院与那批大学生一起活动，当时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驻扎在四川省文联天天和826派争夺《四川日报》与《成都晚报》的发行。一月风暴夺权后川大826派走上了抓军内一小撮的路子，刘仁清也带领一大批“七毛”的同学进驻到成都军区绝食静坐。很快“二月逆流”来了，在四川更形象的被称为“二月镇反”，军队出面抓反革命使得运动突然十分冷清，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单位，而部队也逐个单位进行清理，清理成都七中的是隔壁空军指挥部的7237部队，被清理的对象当然是“七毛”，要清理清楚的事件是到成都军区绝食静坐。
我这时也回到了学校，当然也很自然的作为“七毛”的成员和大家在一起。因为我的老造反派身份以及持有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使我当时成为了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其实我并不是“七毛”负责人，但每次7237部队来了解放军官兵时，出面应付的却是我。记得当时常来的是空军指挥部一位姓李的参谋，初次与他见面时我就表明了我的身份，刻意的强调了我是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并且没有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现在“七毛”是由我在管理，有什么事请他多与我联系交流，这使得他在后来的一个多月中与我的沟通交流十分通畅，结果也很理想，事实上“七毛”并没有受到更多的清理，我们只是向部队官兵提供了在成都军区静坐绝食的情况和过程。当年其他一些单位826派的被清理是比较严重的，不少单位和学校826派组织被部队收缴了所有的运动材料和工具，比如旗帜和宣传器材等，而“七毛”的这些物资基本上被保存下来了。
我在这一次代表“七毛”应对部队官兵的活动，第一次有了没有任何实际的职务但却能负责处理很多事情的体验，应该说这个过程是使人很愉悦的，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我认识和体会到其实不必披着某种外衣比如“领导”或“负责人”才能完成某件事情，你完全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看起来似乎不担干系的身份，去完成和处理好一件其实十分重要的事情。体验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要取得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在你身边的各种人物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使得各方面甚至是对立的方面都认同你处置事物的方法和结果。当年的情况就是如此，7237部队的官兵相信通过与我的交流沟通就能解决他们希望解决的“七毛”的问题，而“七毛”中的其他同学也相信我能够对付好7237部队，有了这种信任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其实能出现这种比较特殊的局面，我最终是把它归结于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我的自由观念是导至我能够在这种特殊局面中成为特殊人物的关键。其实在“七毛”作为持有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成员就表现出我的相当的自由主义倾向，刘仁清赞同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并身体力行的带着一批“七毛”成员进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是专门来和我交流过意见的，于情于理无论是作为他的朋友还是“七毛”的成员，我都应该支持他，但最终我坚持自己的自由度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成都军区，这为后来与7237部队的周旋提供了很大的余地，如果当时没有那种对自我也就是自由的坚持也许我也就去了成都军区即便是不很情愿。后来再与7237部队官兵的多次交流中，我其实是很有底气的，不是仅仅因为是我没有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这种底气更深入的是来源于我的自由身，我其实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人，你能奈我其何？
另外就是在那段时间中与部队打交道处理一些事务，居然很莫名其妙的时不时有一些激情和快感，若干年后当我在工作中经常比较喜欢去做有挑战性和有激情的事时，我才悟出这是当年年轻的时候有些过往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感悟。事实上刚接触这件事情时，情况还是比较严峻和复杂的，部队官兵是带着“镇压反革命”的理念和任务来的，当时的局面是“七毛”中只有我的情况比较超脱，迎上前去面对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味道。
与7237部队官兵接触后，感到沟通和交流很有必要，其中也有不少的方法和技巧，比如我很坦然不回避问题所在，告知他们想了解的事情我们确实做了，但应该是一个认识问题，最多是一个错误，也就是把地方上揪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事扩展到军队中去了，我与那个李参谍交流比较深，摆谈中我给他讲到了半年多前成都七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也曾经经历过被当成右派学生被指责“取消党的领导”，作为刚刚成年的中学生，我们确实是在运动中学会运动游泳中学会游泳，有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改了就好，沟通中我觉得李参谋还是逐步理解我们了，这使后来的相互关系和问题的处理对我们双方来讲都不是那么特别棘手了，而我在这个事情的处理过程以及实际出的结果中，感受到了一些去面对去处理一些比较难办的事情给个人带来的某种挑战性激情。
形势的发展确实是变幻莫测的，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社论，事实上宣布了“二月逆流”被粉碎，四川的“二月镇反”当然也很快的烟消云散。第二天成都市826派的中学红卫兵们举行了一次环城大游戏，因为几乎所有的826派红卫兵在“二月镇反”都被清理收缴了宣传器材，所以只有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七毛”队伍才有旗帜和锣鼓，而在队伍最前面击鼓者竟然是我这个持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人员。当然也正是随着形势的好转，在“七毛”内部也有人对我仍然在代表“七毛”处理外部事务提出异议，认为这不太合适，我自己当然也很自觉的退出了好像已经不太需要我的这个位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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