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好在当时虽然造反派开始翻身了，但军方支持的产业军保守派势力仍然很大，所以造反派的两派纷争在强敌面前几乎没有表露出来，于是我与刘仁清商量由我带“七毛”的几个人到市中区百货大楼顶楼面向广场的位置建一个广播站，这实际上是在产业军控制的市中区插上一把刀，能在这个最好位置建立造反派的广播站，得力于我的好友陈大沛同学，他的哥哥就在百货大楼旁边的五金公司工作，建广播站的广播器材也是由他哥哥所在的五金公司提供的。我们一行五六个人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这个广播站搞得风生水起，每天广播站下边的广场上或坐或站挤满了人聆听我们的广播，特别是每天几个重要时间点的“北京来电”广播，这个广播中传达了北京粉粹“二月逆流”的进展消息。象通了产业军心窝子里面一刀一样，我们这个广播站受到产业军的记恨两次被抢，好在那个时候文斗的氛围很强，产业军也只抢广播器材而对人没有伤害，而器材被抢走马上就有广场上的热心听众给我们送来予以补充。
我在这个广播站里工作的很愉悦，也有关系很密切的同学和朋友来询问我往后有什么打算？其实他们知道随着造反派形势的好转，“七毛”内部有了一些权力纷争的迹象，而成都七中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分支机构也在紧锣密鼓准备之中，他们问我许胖子你就打算在这里这样弄下去而不去关心一下这些事吗？其实他们不知道，从我的内心来讲我在这个广播站工作得很愉快，没有人来管也不需要我去管太多的人，这正好符合我追求人性自由的天性，真的是乐在其中，甚至有一种“乐不思蜀”的自我满足。
在百货大楼广播站一个多月的工作中，我再一次体会和感悟的去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乐趣和愉悦。我们广播站的人不多，就那么五六个人，一位技术很好的初中同学负责管理和维护广播器材，其他的人都各司其职，大家都明白自己该在什么时间上广播，以及广播什么内容，无需有人去进行专门的安排与指点，而我自己的工作是在每天上午10:00~12:00晚上6:00~8:00去播送“北京来电”。应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得到的“北京来电”播出去就行了，在一条消息播送时我都会插入一些恰如其分的语言，这些语言恰如其分的渲染和扩大了播送的来自北京的消息的影响，面对楼下广场上数以千计的人群，看到他们在静静的收听我的广播，我充分的感受到了做一件自己所喜欢的事情的乐趣和愉悦。
其实像这样去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对我来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前一年发生的很多事情有不少让我体会和感悟到做自己所喜欢事情的充实和满足。比如撰写和制作成都七中第一张把矛头指向掌权者的大字报，等我头天下午和刘仁清交换完意见后，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经常在一起聚的家在川大工学院的几位同学，大家分工有序各司其职用了几个小时制作出了二十几页的大字报，作为文稿的撰写人，虽然很紧张很辛苦但却充分领略到了完成这桩我所喜欢的事情的乐趣。又如6.24与肖菊仁部长的对话中，虽然在场的同学由最初的二、三十人到最后的六、七十人，但会场讨论的氛围却很好，至少当时肖菊仁部长在与我们的交流中感觉不错，不然以他那样一级的官员不会和我们这群小年青讨论了五六个小时，作为对话的主角，我也是感悟到了完成一件自己所喜欢事情内心的自信和自觉。
虽然是乐在其中但也不是久呆之地，在132厂“5.7”产业军开枪之前，造反派的两大派都放下了相互的分歧比较默契的共同对外，所以百货大楼这个广播站本质上还谈不上造反派内部的派别，我在其中工作的十分顺利和自由。“5.7”之后，产业军迅速的土崩瓦解，造反派中两派的分歧与纷争在共同的大敌瞬间不存在的情况下又战火重启，这个广播站毕竟是826派的“七毛”的，好像我这个红成派观点的人在里边工作也不是很合适，而“七毛”中也确实有人对我主持百货大楼这个影响力很大的广播站提出异议，为了不使刘仁清等朋友为难，我主动的提出离开这个广播站，尽管刘仁清专程从成都七中赶到百货大楼来挽留我，但我还是坦然的与其他几位在这个广播站工作了一个多月的几位同学离开了。
离开之后又做什么呢？尽管在这之前当初作为成都七中老造反派红卫兵四个代表人物之一的龙向东，以及其他几位关系特别好的成都七中红成派校友都来向我邀约一起去筹建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但因为这时我心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困惑需要静心思考，同时对重回那种被人管和去管人的有可能放弃自我自由有些抗拒，加之对那种毫无意义的两派纷争实在没有兴趣，于是我婉言的拒绝了这些邀请，抽身跳出运动的漩涡，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静心思索一些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谓的困惑也仅仅是一些疑点而已，主要是对运动的形势在两三个月中这种反反复复的左右摇摆感到有些不明就理，或者说是潜意识深处不大愿意糊糊涂涂的做事，希望尽量做一个明白人。而在这一个思考的过程中，我的那种人皆平等且需自由的认识与理念很强烈很清晰的有所提升，个人那种不愿意别人管也不愿意管别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清晰的成为了行动与行为指南，而其中比较标配的表现是强调要尽力做自己喜欢做有乐趣的事，而不要勉强自己因为外部环境的干涉与诱惑来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做那些自己心里面其实并不想做的事。这个阶段的这种思考后来对我这一生在处理若干事情和问题的时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也为我这一生能在方方面面取得相对自我比较满意和充实的成就起到了更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派的分歧在日趋扩大，争斗也更加剧烈，这一切都使我很烦躁，我始终认为这种兄弟之争是没有多大意思的，但更多的人热衷于此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接下来的日子主要是受蔡文彬的委托，与同班的刘传玉同学一起奔赴北京，与在北京航空学院的另一位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大学生组成了红卫兵成都部队驻京联络站，主要任务是了解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和趋势。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劝阻在成都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不要提出“打到刘结庭打到张西挺”口号，甚至在两地电话沟通无效的情况下，派我回成都当面向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汇报，但最终也无济于事。之后我在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工作了一个月左右，主要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到将军衙门的省委组织部打电话与全川的红成派进行联络，这项工作因为后来有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也就是“红毛七”同学到总部去反映我曾经在“二月镇反”中和之后支持过826派，为避嫌当然也是我对两派纷争的不感兴趣我就主动的离开了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
很快进入7月下旬，在武汉爆发了“7.20”事件，这件事情的过程以及在这之后王力关锋戚本禹被突然打倒使我对一直在思考中的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思想深处逐渐感到这项文化大革命运动好像是一场闹剧而已，特别是从1966年6月就开始冲锋陷阵的革命小将也就是后来的红卫兵，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角色而已，我心中暗自有了不要在这场闹剧中太进入角色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的想法，当然那个时候其实也隐隐约约感到，红卫兵在当时看来似乎很风光，但他其实不过是领䄂用来冲锋陷阵的卒子而己，最终的结局也许比王力关锋戚本禹好不了多少，于是我开始比较正式的在家中做起逍遥派了。
当时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也就是“红毛七” 也住在我家所在地成都工学院内，所以也时不时去和至好的朋友和同学相会，后来就发生了在我看来是比较令人震惊的“8.10”事件，因为这是成都七中两派同学第一次武力相交。事发当时我还在家中，有同学向我通报了这一情况，我庚即赶往成都七中，到的时候行政楼三楼的火已经烧起来了，看到“七毛”的有些同学吊着窗帘从楼上往下跳，也有不少同学因此受伤。其实当天武力攻打成都七中与“红毛七”没有任何关系，那是红卫兵成都工学院支队也就是工院“十·一战团”的一次行动，当然攻打行为的结果是导致“七毛”撤出了成都七中，“红毛七”也因此顺势回到了学校。
其实事发时我急匆匆的赶到成都七中，内心深处是真怕都是同学的两派校友发生冲突，哪个时候我们在一年前写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四个老造反派中，刘仁清和龙向东已经分别是两派的负责人，我以为以我的身份和与他们两人的交情可以尽量的缓和冲突。但我在现场一看，便知道一切无可挽回，误会和憎恨已经产生，我只见到了龙向东，他赤红着眼睛根本没有理睬我对他的劝解之言，在现场大声吼叫，当然事后他告诉我，他是怕已经发生误会的“七毛”同学伤害到“红毛七”成员所以当时特别的紧张。看到现场从三楼阅览室跳下的“七毛”同学，他们不少受了或重或轻的伤，但都是眼中满是惊恐和怨恨，这时我从内心明白，一切不该有的都已经开始了，同室操戈巳不可避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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