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城南纪事”(210)

(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上面说到了我和成都市委财贸部和成都市第三商业局一些机构和干部的比较密切和良好的关系，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关系的建立，即使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偶然。说必然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成都市区，相当多的时间都是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这样的大学度过的，相比于金牛区商业局这个比较封闲的机构中的其他干部，我对外的开放性要强得多，这是我能和成都市委财贸部和第三商业局有关方面建立良好关系的一种必然。说到偶然，能够认识成都市委财贸部以及第三商业局的干部，是参加了一次成都市委财贸部召开的工作会议的偶然，会议的偶然是我认识了上级的这些干部。

在说到这次偶然的会议之前，说一下这两个其实很重要的上级机构，成都市委财贸部，是主管全成都市的所有的经济机构和部门的党的机关，管着全成都市包括商业银行财政税收等方方面面的机构人员。至于第三商业局是因为当时成都市有三个商业局，第一商业局管用的东西比如百货五金日杂等公司以及相应的业务，第二商业局管着吃的东西比如食品烟酒餐饮等公司和相应的业务，而第三商业局它的又一个名称叫成都市供销社，管着遍布在农村中的成都市郊区的所有的供销社以及各项业务，是我们金牛区商业局也叫金牛区供销社的顶头上司。我大概是1974年四五月份参加了一个由市委财贸部组织召开的“龙泉驿区水蜜桃销售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认识了两位干部，一位是市委财政部的姓权，另一位是成都市第三商业局的姓周，这两位干部后来在1976年帮我把我妹子办好免下农村的手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于那个“龙泉驿区水蜜桃销售工作会议”咋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这个工作会议，他的主题好像太狭窄了些太具体了些，特别是这个工作会议是由党的成都市委财贸部组织举办的，就使人更觉得奇怪了，而且这样的会议是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多少要说道一下当年的计划经济，多少也能反映出一点计划经济的特点。当年在计划经济的架构下，几乎所有的生产销售也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要编制计划按计划指定性执行，而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的60年代末，成都市编制了让龙泉驿区发展以水蜜桃栽培生产为主的发展经济作物计划，市委财贸部是主导执行这个计划的领导机构，当然成都市第三商业局是身体力行的执行者。几年后水蜜桃开始挂果了，品质还相当不错，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出现了，水蜜桃这种这当时还是比较高档的水果，成熟的时候能够储藏的时间很短，加之因为是比较高档的水果当时成都市普通的市民消费不多，这就有一个如何按计划把让生产队种的水蜜桃销售出去的问题，肯定没有哪一个商业部门敢去包销收购，于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市委财贸部每年都要在四五月份召开“龙泉驿区水蜜桃销售工作会议”，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这些品质不错的水蜜桃通过各种渠道其实也就是动员广大干部和市民多吃多买点以推进销售。

这个事例说明了计划经济他也有自己的一些优点，比如让农民种植生产了水蜜桃，计划经济的机制就会要求按计划完成销售，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这确实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优点，所以近年来还是有不少想回到计划经济老路上的声音。但计划经济在我们共和国前30年中已经被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它的一些所谓的优点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病相比是小得多。计划经济首先的弊病是他事实上不可能很好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编制出来的计划经济供给与需求都是死的数字，而现实中的供给与需求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的，其实需求和供给的平衡不能保持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计划经济让产品或者说是商品的价格被严重扭曲，产品或者商品的价格不是由需求和生产成本来确定，而是由计划确定，这就使得问题特别大了。合乎客观实际的产品或者商品的价格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是由市场需求和产品或者商品生产的成本核算所确定，它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波动着的，不断的被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和操纵。计划经济的所谓的一些优点，远远的被这些违背价值规律弊病所淹没，我们所经历过的共和国前30年那种完全的计划经济曾经把我们带到了国民经济行将崩溃的边缘。

当然市场经济也不是说不要计划，所以就有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和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国家对私人企业尽可能少干预，实行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强调个人自由，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是私人经济占绝对主导国有经济比重小；私人资本集中程度高垄断性强；市场自发调节作用很大，国家干预少；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开放程度高流动性大。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取得了很大的改革成果，特别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由市场确定价格，当然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改变了生产由计划确定。但我们这些改革并不十分彻底，在很多领域计划的痕迹还是很重的，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和计划并行的机制，就以价格为例，飽受民众诟病的“两桶油”的定价机制本质上还是计划的，这应该是我们这种市场经济的特色吧。

这种市场和计划并行的机制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他的不说，就说说腐败这个事吧，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称着是制度性腐败，因为现行的经济体制的双轨性，是腐败得以大规模大面积发生的最好的滋生土壤。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经讲到：完全的计划经济无法变现，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法寻租，而半管制半市场经济，则可以寻租变现，这个描述极其生动形象的刻画了我们这种双轨制是产生制度性贪腐最好的基础。君不见现在的贪腐数额大得使人咋舌，没有市场经济这个幌子和面纱，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是不可能有这些贪污者个人掠入的，而让他们明目张胆在光天化日下取得这些财富是计划的权力和寻租。当然这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贪腐产生的因素，从政治上文化上乃至从人性上，贪腐得以这么严重的发生是有着他各方面广泛的基础和因素的。

好像话头有点扯远了，本来还想顺着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说说政治机制，还是后边找机会再说吧，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前边是说到了我和当年金牛区从商业局到财贸部到区委一些领导相处时的一些观感，在当年那个政治背景下这些领导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称作为“当权派”，当然最忌讳和害怕的事是加上几个字的定语，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可是当年那场浩劫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对象。当年商业局一共有五位局长，我与他们绝大多数都相处得很不错，首先是一把手张局长，他还兼任着区委财贸部的副部长，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南下干部，一口到底是山西话还是陕西话使人与他对话时有一种愉悦的感觉，他的夫人是地道的四川人，满口纯正的成都话也让人感到交流起来十分通畅，她有个很重要的职务就是金牛区卫生局的局长，这为当时的很多事情都带来了不少方便。因为一些很特殊的原因，我后来成了他们家庭比较常去的人，至少周末需要到他们家中去一次，要帮他买些肉带去包饺子，当然顺便也就在他们家中吃午饭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都是这样，不过这位一把手可能是因为只抓大事吧，对局里边的具体业务工作他几乎不过问，所以从工作的角度我与他联系较少。

另外还有两位局长本来是市上的干部，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被分配到了金牛区，毕竟是市上的干部文化程度和待人接物以及涵养方面都和我很合得来，特别是二把手对业务工作很上心，所以我和他的联系是比较多的，顺便说一下好像他的一位孩子是我们成都七中的校友，另一位是一位很忠厚的长者，当年年龄就比较大了，可能也接近退休年龄了，这两位局长和我的关系都处得相当密切并且也很坦率，他们需要我做的事，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事都是直言相告，这使我感到很愉悦和满意。还有一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排龙尾巴的局长是从金牛区本地刚提拔出来上来的干部，他经常调侃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升官不发财，粮食垮下来”，农民出身家也在农村表现出一种质朴的风格，他跟我沟通更是直接，比方说他的困难补助被财贸部部压着没有批下来，他会直截了当的喊：小许你去给我看一下嘛。相比之下一直是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也是一位南下干部的女性局长与我的关系好像要稍许疏远些，当然我也明白比较疏远一些是她与商业局中很多老办事员关系特别密切有关，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老职工对我还是有些误解，所以我也充分理解她的一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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