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在近距离走近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时，首先是思维的浮想联翩，包括儿时读小学的，青年时代读中学的，30多岁后读大学的。儿时读小学时曾经因为偶然的因素结识了四川大学一位长辈，他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并且应该有一定的职位，他带着少不更事的我像刘姥姥逛大观园一样去看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馆，那是开了我的眼界并由此让我产生了对知识的敬畏和崇拜。在成都七中读中学时因为渴望阅读到数理化各科参考书，求书无门又无钱购书的我，经常是周末流涟在春熙路的新华书店开架售书的书架旁，站着看书一呆就是半天。上大学后在成都科技大学图书馆中，因为传统的工科院校理科数学的书籍确实不多，于是成了四川省图书馆的常客，但当年的借书证一次只能借一本书，为了满足阅读的需要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光临它。图书和图书馆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所以踏进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四川财经学院在办学历史上曾经有过成都大学和四川科技学院的历程，这两个学校都是综合类的和理工科类的，当然它的主要历史还是从光华大学到四川财经学院，也正是因为这样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的藏书是不少的。因为四川财经学院的校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川省委党校占取了一半，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绝大多数学校都要回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占取的校区，但四川财经学院被占区的校区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当我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之后它的校区仍然很小，虽然相关各方比如当年已经主管它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都承诺其实也正在实施扩建新校园的工作，但新建的图书馆还没有列入工作日程，所以很多藏书都不能在图书馆中展示，只不过我所需要阅读的图书陈列出来的倒是很多。
我要阅读的图书就是当时四川财经学院正在举办的七个系的相关专业书籍，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两门基础课是《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我没有去找书来看，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浩劫10年中我曾经精读了隔壁邻居卓老师家中那本《简明政治经济学》，并且以它的内容为基础在1975年还在胜利公社的基本路线工作队中给政治夜校教员讲过课，所以计划经济学成了我要重点阅读的基础书籍。其他要阅读学习的是那七个系各个专业的书籍，有《货币银行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财政学》等专业基础课书籍与《工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管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工业会计》等专业课书籍。初读这些书时好像读起来十分轻松，甚至有以理工科专业的角度和视觉觉得这些书好像没有什么读头，当然深入读下去特别是要联系实际时，才感悟到作为社会科学这些学科确实也是科学，当然阅读学习和掌握它比起理工科专业特别是我读了4年的数学专业难度还是要小一些，其实不是小一些应该是小得多，这使得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便阅读了不少财经书籍。
在图书馆找书读的过程中，还结识了两位大姐朋友，也正是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才使我能够在图书馆中很自由的游刃有余的寻找自己所要读的书。一位鲁大姐后来成了我们基础部以及新组建的经济信息系教学秘书，其实认识她不仅是在图书馆作为四川财经学院的职工，她也参加了学院工会为他们组织的初等数学培训，正是这个参加过培训的师生之谊使她对我大开方便之门，她当时正负责图书馆内图书借阅，于是在她的默许下我经常进入图书馆在陈列图书的书架上挑选我要读的书。因为这些学习培训和图书馆图书借阅的交往，使我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她在成了基础部和经济信息系的教学秘书后，在协调教学工作中也对我支持很大。另一位大姐是后来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的夫人，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调到四川财经学院来时本来是希望做教师，因为当时很复杂的原因没能如愿，只好到图书馆做了图书管理员，当然后来经济信息系成立后经过一番努力也包括我的支持，她成了我们一个教研室的同事，这个事情在后边的回忆录中可能要谈到，这也是一位心地十分好的大姐，她和鲁大姐一样对我在图书馆借阅图书给予了极大的方便和帮助。
那半年多的日子过得确实很惬意，我充分享受到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因为不用坐班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其实自由不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更包括精神层面上的，因为除了教学工作外几乎没有人来管你彼时彼地你在做什么，更没有人在此时此地要求你该做些什么，这种自由情况如同我在考入大学读书前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一样，只不过那个时候我是靠自己的工作努力和成绩让各方面认为不必来管理我，而这个时候好像高等学校的教师的工作方式本身就应该是这样自由自在的。这种多方面的自由对我这个很渴望自由并且已经习惯了在自由宽松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讲确实太重要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我可以把我要学习的经济管理类各专业知识的事做到很极致的完美。
事实上确实如此，当年通过学习补充到的经济管理类各种知识，让我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教学科研中有了本钱和自信。比如教学当年在四川财经学院我在学生们的口碑中是相当好的，这除了得益于我能够把对经济管理类学生感到比较繁难的高等数学用极其简捷通俗的方法讲授外，也得益于我在给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上课的时候，因为对他们要学习的专业课知识并不陌生，在课程讲授的时候便能尽量的结合他们的专业知识使人易于理解。当年我给一个专业的学生讲数学时，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使得这个班级的其他课程讲授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以一度班上的同学讲我们一周的课程就是盼着许老师能够来给我们上两次课，听许老师的课是一种乐趣和享受，在经济管理类学生中对讲授数学课程的老师有这样的评价与期盼还是很不容易的。更为有趣的是在1983年青羊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公布结果的时候我居然有100多选票，我又不是提名的候选人这些选票从何而来呢，后来得知是我上课的两个班的同学们，应用了选民可以自主提名的选举制度，让我成为了候选人并且有100多张选票，同学们提名和选举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喜欢听我讲的课。
当然补充的这些经济管理类知识对我科研上的作用更大了，我在1983年初就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就是用模糊数学来综合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其中很重要的企业经济效益评判的指标体系，在构造它们并作出相应的定性定量分析的时候，我所阅读和学习的那些经济管理知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也正是因为很重点的学习了《货币银行学》，使我在1984年暑假通过投稿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司和金融研究所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召开的全国只选拨15位学者参加的当年货币发行量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报告，所撰写的论文发表在当年一级刊物《金融研究》上，后来在参加国家级课题《保险总准备金研究》也是也用自己所学习的保险学知识，撰写了论文《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发表，并撰写了《保险费计算的理论和应用》专著。
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做高校教师后，我的工资收入连升了三级，由原来的每月36元调到每月53元，这对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显然十分及时和重要，但我毕竟是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的父亲，增加的这些工资收入虽然很及时很必要但仍然不能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在开支上经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所以在提升自己的知识面和进行教学科研的同时，我仍然面临着要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的问题。进入四川财经学院不久，我就开始应学校工会的聘请给学校一大批需要提升文化水平的青年干部补课，补的是初等数学，这是我的长处所以教起来得心应手。尽管因为是给校内职工上课课时费不是很高，但只要有收入对于我来讲就十分及时和重要，给这批青年员工上课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因为后来他们又面临着一个需要通过考试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让学院组织的全国金融系统的干部专修科读大专，除了有经济收入外给这批干部上课还让我结识了一大批学院的青年干部，他们分布在学校的各个部门，对于我日后在四川财经学院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好的支持和补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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