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这个公司的老总自己是不太精于业务的，他的过人之处或许说是他的人格魅力是自己不精于业务却能聚集起一大批在业务上很在行的同学朋友邻居共事，我在接触中感到这些人是很务实的，就是想做生意抓业务赚钱。春节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出人意外也使各方面都很尴尬，就是公司的多数员工提出顾问团务虚太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帮助不大，开始是有些意见后来就干脆提出请顾问团离开公司，客随主便这也是一个无可奈何之事，所以大家也同意顾问团退出公司，但同时这些员工又提出我这个经济顾问许老师不能走，因为他们觉得我对公司的发展是能够其实已经起到一些作用了。这就使我很为难了，我是隨着成都七中校友来到公司的，他都走了我留下来似乎不是很合适，最后的结果我还是留下来了，除了是公司员工也包括老总的盛情挽留外，我自己的决定是主要的原因，这个决定也表现出来我在性格上的一些处事风格，仅管与校友的关系很好从情感的角度我应该和他一致离开，但实际中如何处理确实是我个人的事，我自己有自己做人做事的思维，不应该被情感所牵制。
后来才得知公司员工是从我刚来时要清产核资，在年终会议上的公司工作安排讲话又很务实，特别是主动到银行去解决还贷问题，这些事让老总和员工们觉得要尽力的留下我帮助公司发展。后来的情况说明我当时决定留下来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个公司中我结识了一批比较务实的业务朋友，因为各种原因这些朋友后来又办了很多公司，他们后来所办的公司无一例外的都希望我能去帮他们管管财务以及与工商税务银行的联系，即便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政策放宽我也办了公司，但这些人一直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也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帮他们公司做事，事实上整个90年代我的下海活动，所做的具体业务工作与这批朋友联系是很紧密的。
上世纪90年代说起来我是下海经商了，但我自己的理念和目标都很清晰，那就是挣点钱而已，从没有想过把公司办大发展事业，也没有想过要挣很多很多的钱，能实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就满足了，所以当时有两件事情处理得很坚定一点也不犹豫。一是很坚定的留在了西南财经大学没有去辞职，做自己喜欢的事使我觉得经商不会是长期的，做一名高校教师一直是我所想往和追求的，所以当年是很坚定的留在了体制内，不管各方面的事情有多忙，我一定要按照规定完成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工作任务。事实上所谓的下海做生意搞了两三年之后我就兴趣不大了，特别是有了一定的收入和积累之后更是兴趣索然，正是因为坚定的留在了体制内，所以我才有机会和条件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西南财经大学再一次去享受自己所喜欢的高校教师自由生活。
另一件事是很坚定的把子女的教育放在了首位，进入90年代后我的那对双胞胎儿子也念中学了，从初中开始我和夫人就身体力行的在数学和英语上对他们进行超前教育，无论其他的工作有多忙，赚钱的事情有多吸引人，对他们的教育是不能耽搁的，当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高中时考入的分别是成都七中和树德中学，高考时分别考入了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如果说在90年代下海经商时还要坚持回西南财经大学上课是自己的兴趣使然，那在这几年中始终把孩子教育放在首位便是一种理念和责任了，当然最终出现的使人特别满意的结果也让人特别欣慰和骄傲。
在下海中有一件事情应该说也比较精彩，它从很大的方面表现出我个人的很多特点，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直充当着一些企业和银行之间沟通交流的角色。那个时候的银行刚开始对中小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很多原因更多的是银行对企业的不了解不放心，双方的沟通和交流更多是通过我来实现的，一方面我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人员很熟，有的就是校友和学生，而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又使我对银行的实务特别是它的工作流程比较熟悉，关于企业的情况银行的管理者们更愿意听我的介绍，而当年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多数都很不太会对外展示和宣传自己，也期盼和指望着我去银行沟通。这个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充当沟通交流角色的工作，展示了我的自信和担当，更表现了我的魄力与睿智，因为做好这种工作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所以更表现了我喜欢挑战性工作的兴趣。
事情难度越大我似乎就更愿意去面对，并且很容易产生一种做事的激情，1998年我的一位西财校友所办的公司寻求到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就是去整体兼并其实也就是购买当时一个已经停产了的成都市装潢印刷厂，校友知道我是一个长于做这种事的操盘手，于是来与我商量如何操作，我的答复是先让我初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当我把这个厂的情况也主要是它的资产负责弄清楚后，意识到这是一个比较难啃的骨头，操作它要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并且要承担比较大的风险，尽管情况如此但骨子里边那种喜欢挑战性工作的欲望，促使我最后和校友一起商量后决定启动这个项目并由我来做具体的操作。我带着公司一支很精干的队伍进驻到厂中开始了方方面面的工作，兼并工作的细节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记叙得很详细，现在想要记叙的是兼并工作中几件有难度有风险但在我看来却很有乐趣的趣事。
一件事是债务处理，因为这个工厂在计划经济体制时发展状况是很好的，所以他的经济往来关系比较多也比较复杂牽涉面也很广，也就是债权债务都很多。债权嘛我们在做兼并核算的时候是没有把它纳入资产或者说兼并收入范畴的，指导思想就是肯定要尽力的去收，收到了就等于是净利润，收得不顺利也不影响兼并核算的大局。至于债务肯定必须谨慎的处理好，因为它肯定是兼并成本或者叫支出的一部分，在核算兼并收益的时候计划上是以实际债务的50%为支付底线的，也就是说在处理这些债务时实际支出的金额在债务金额的一半以内兼并就是正常和顺利的。当时有一种想法和说法就是债务嘛能赖就赖不理它就是了，但我们是通过很正规的法律途径进行兼并的，如果扮演成那种赖账的混混不仅对各方面不好交代，对自己来讲也不是个好事，总不能兼并后时时都面临着一个债权人讨债的问题。
所以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很重视这个债务问题，没有正式决定要兼并前我分别约谈了那些债权人，当时很多人不管是工厂里边的干部甚至我们公司自己的员工都有些不理解，债主躲都躲不赢许老师咋个还要去主动找他交流呢，他们不明白实际上我是在对这项挑战性很大的工作进行摸底，通过摸底交流判断处理好公司债务需要花多大的成本，正是这种兼并前的沟通交流使我相信能够在50%的底线以内解决所有的债务问题，同时也通过约见确定债务数额避免今后节外生枝。兼并工作开展实施后，我开始主动出击邀请债务单位来协商债务解决问题，这项挑战性很大的工作使我极有兴趣也给我带来了相当的乐趣，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极好感觉。
债权单位其实不少有二十多家，通过沟通交流协商都处理的比较理想，当然这首先得益于正式决定兼并之前我与他们的沟通交流，因为在那次沟通交流中，我对于这些债权单位想收回债务的的心态有所了解和掌握，当然我比较得体的沟通交流谈判技巧和技术，以及自己那种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的身份，也促使了协调比较顺利。与每家债权单位沟通时的氛围都很好，我也很有耐心的慢慢的交流，有的时候一个单位的债务处理要交流好几次才有结果。因为氛围比较好，最终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我们来讲处理每一个单位的债务都控制在实际偿还在50%的底线以内，而对他们来讲除了毕竟还是收到了一定数额的现金，这在当年三角债很严重很混乱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沟通交流中他们对我这个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方方面面都感觉很好，不少客户在协调谈判好之后离开时都对我有发自很内心的感谢，这让我们公司的员工们自己都觉得很搞笑，说少拿了那么多钱还要谢谢许老师，这种得了便宜还放乖的好事只有我们许老师能够操作的出来。
其实这种看似平淡简单的交流，它的挑战性是很强的。因为双方都有一个利益最大化问题，他想多收我想少给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最后谈妥的金额双方都能接受。要找到这种平衡点涉及的因素很多，对方的体制以及相关涉事人的心态乃至习性，沟通交流的方式节奏乃至语言都会影响到协调的结果，当然对于一贯喜欢做这种比较细致的挑战性工作的我，不仅会很好的发挥自己敢于交流善于交流的长处，更能在发挥中享受到那一份难得的乐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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