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
也有最终没有协调好的，虽然只有一家，从我的角度看，没有协调好的原因主要是来与我具体交谈的那个人性格上的某种因素之所致，这一家最终是通过在青羊区法院的司法程序解决的，要走司法程序不是对方的主意反而是我鼓励或怂恿他这样做的。因为这位债权人一接触我就感到，他的心性是那种心高气傲的人，自信心特别强言语和行动中处处显示出天下没有他办不好的事，所以沟通交流几次之后我就鼓励他大家走司法程序解决吧，之所以这样是我判断他这种自傲的人对打官司走法律程序极有可能是个门外汉。果然他很快的聘请了律师依据管辖权在青羊区法院起诉了我们，尽管我也有水平也很高的律师朋友帮我打了不少官司，但这个比较简单最终的判决结果也在预料之中的案子，我就没有去麻烦律师朋友了，在收到他的起诉书法院的开庭通知后决定开庭那天自己去应诉就行了。
开庭那天他和他的律师洋洋洒洒的来了，我带上了公司办公室的一位员工，在法庭见面后还没有开庭我就知道他一定被他的律师忽悠了，因为这是一桩起诉方必胜的官司，而这之前他的律师居然没有给他讨论过胜诉之后的执行问题，而我这边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有被执行的资产给他但其实际价值还不如协调时我给他提出的现金偿还金额。一开庭他就被我抓住了一个软肋，他和他的律师居然没有给法庭办理委托律师的手续，所以一开庭我就要求法庭取消了律师的发言权。接下来的过程就有些搞笑了，他作为起诉方当事人自己在法庭上诉说，毕竟打官司是一桩专业的事，自然他的语言有很多都极不得体，坐在一旁他的律师几次在他讲出这种不得体的话的时候想申辩几句，律师一开口我立刻申请法庭制止律师发言，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起诉方必胜的官司，除了仍然坚持按我在协调时提出的金额和解外，毕竟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就没有过多的辩解和纠缠。不过当时我们双方的表现让当庭的法官在闭庭后都开玩笑的对他们的说，有事没事不要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打这种经济官司。
法庭下的判决很快，他们胜诉后就应该进入执行环节，我真不知道他的那位律师是怎样给他打保票的，说不定就是他那种自信自傲的天性让律师觉得其实很好忽悠，所以在实际执行时除了我愿意主动给他的一台已经用了三四年的五匹分体空调柜机稍值点钱外，其它他能够收到的达到法院判决金额的所谓资产在我们这边就都是一些对我们来讲几乎没有价值的东西了，而就是这些东西还得我们主动的给他，因为他的律师没有给他申请任何保全诉讼。更搞笑的是他申请执行需要向法院交1000元的执行费，这是需要现金支付的，他感到很委屈不愿意给法院交，主审案子的法官可能对他也产生了一点侧隐心，因为在这个案子开庭的前前后后法官与我也打了不少交道也很熟了，法官就给我打电话说，许老师你们公司把这个1000元的执行费帮他出了吧，法官都讲是帮他出了吧显然从法律上来讲就不该我们出，但考虑到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因素我还是很爽快的立马就点头答应了并很快替他向法院支付了这1000元执行费。
在兼并这个工厂的工作过程中，还认识了不少工厂的工人与职工，其中有一位罗姓的员工可能在工厂方看来应该是个“刺头”，这个人讲话声音很大，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理在他那边的理直气壮味道，在兼并工作中工厂领导就提醒过我们这个人比较麻烦，但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是和他打过几次交道，公司的员工对他还是有些在意向我建议最好避避他，但我觉得什么事总得打打交道交流交流也许更有乐趣。有一天一大早，我还没有到公司和工厂中去，公司的员工就给我打电话说工厂中来了100多名工人员工场面显得有点混乱，因为当时与工厂各方面的交道基本上都是我在做，所以这些员工虽说是请示性的问我怎么办但实际想法是希望我快点去控制局面。我当时就急急忙忙赶去工厂了，与工人们一接触才知道他们确实对兼并有意见但不是针对我们的，主要是针对工厂原来的领导，而100多工人中最为激动估计也是领头的就是罗姓员工。我按照我一贯的工作风格，没有回避这些工人，反而主动的到他们中去与他们摆龙门阵，特别是很耐心的与那位罗姓职工交流了很久，其实也就是听听他和其他工人们的倾述，我其实也很理解大家，工作了几十年的工厂说没有了就没有了，难受的心情需要发泄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最有趣的是这位罗姓员工，在2000年我已经回到西南财经大学上课后，他居然应聘到当时西南财经大学从光华校区到柳林校区的外包运输公司做驾驶员，有好几次我坐他的车时还在车上与他畅谈，他确实是个爽快人，我们畅谈的氛围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兼并成都市装潢印刷厂这个事情除了利益结果和工作过程使人自慰和欣喜外，其实有另一个方面的客观现实却很使人黯然情伤，那就是通过兼并这个工厂后所目睹到的工厂这两三百工人的失落和茫然，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代，不，应该是两三代国人成了当年所称的“下岗工人”所付出的代价。所谓的下岗工人中，有五六十年代就参加国家建设的老工人，也有与我年龄相近的同龄人，还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为当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现在他们的单位也就是一大批中小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因为在计划经济中时间太久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不得不停产变卖，曾经的企业主人成了下岗工人其实也就是失业者，他们需要在新的市场环境中重新起步，就像刘欢先生那首《从头再来》一样开始自己人生新的启程，他们的实际情况当然不会像歌曲所唱到的那样轻松，他们将在开启自己新的人生历程中经受洗礼和磨难。
兼并工作结束后已经是当年年末，春节之后一上班便有职工向我汇报原来工厂的一位老工人因年老体弱病逝了，尽管兼并协议中确定了我们同原工厂的两三百职工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从人员隶属关系上看理论上他们还应该算做我们的职工，所以过逝老工人的家属来公司向我们报备一下。得知这个消息后那种黯然情伤的情绪让我思绪万千，于是我带着几位公司参加兼并工作的员工，专程前往逝者家中吊唁，并代表公司赠予了一笔在社保福利之外的抚恤金，在我看来这是自己一次极为平常的举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没有想到这在工厂的职工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有此举动，工厂的工人员工们都十分欣慰和感怀，加之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的另一身份，工人们对我们的盛赞溢于言表。
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游弋时有一个事情也让人颇有感触，就是当年所结交的严格的说是与生意有关的方方面面人士，无论从结交和交往的过程来看，还是从最终当我退出商海清理债权的结果来看，他们都是重信用可交往的朋友，这从另一个侧面坚定了我“众生皆平等屡屡盼自由”的信念。当年想结束生意时，要收回来的债权有千万之多，最终收回的结果很好，虽然也有100多万成了坏账最终没有收回约占10%，但这10%没有收回的债务很多都是情有可原，多数是在经营过程中失败破产，而收回的那绝大多数债权很多细节都颇有意思，其中有不少是在债务人实际上在清算结束自己生意时主动归还的。这些人文化程度不同生意背景各异个体差异极大，但大家相处在一个平等的市场环境中，共同的期盼着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游泳，这种平等自由的环境是造就诚信做人的基础。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十年的商旅生活相对还是很满意很自知充实的，这其中主要是依照了自己自由潇洒的天性，没有更多被市场环境所束缚做太多自己不是很有乐趣的事，这主要得益于自由的天性是我一直把生意的目标定位得很实际，就是挣点钱尽可能的实现多方面财务自由而已，目的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作为高等学校教师太清苦至少是不宽裕的生活，并为今后回学校再做高等学校教师时奠定比较好的经济基础。所以年过古稀之后有时总是在想，当年依照自己天性追求自由潇洒的生活，它其实最终带来的不仅是精神层次上的满足，在物质层次上也正好恰如其分的终有所得地实现财务上的多方面自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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