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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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我曾经倍伴着赵老师对住在九眼桥一带的那些城市平民子女的同学进行家访，整个九眼桥到安顺桥的河的两边都有赵老师辛勤进行家访的足迹，在她看来这些城市平民子女同学在学校里边无论是表现还是学业状况都受着家庭环境的影响，这些城市平民同学的家长对孩子们的学业普遍都不重视，每天都为全家一口饱饭而忙忙碌碌，家庭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对这些同学在学校中静心学习影响很大，所以她要一家一家的进行家庭拜访，苦口婆心的向家长们讲述让孩子们读好书的重要性，询问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给予支持与帮助。伴随赵老师的这些家庭拜访，也拉近了我和这些同学及他们家长的关系，三年初中阶段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到这些同学的家中玩耍，很近距离的观察到同学们的家庭生活。

说赵老师是孔圣人“有教无类”的身体力行者，最具体的表现是她对班上的同学都一视同仁的像慈母般的对待，班上无论哪类同学，成绩好的听话的，成绩差的调皮的，在三年她慈母般的关怀之下都有所成长和进步，三年的学习生活使同学们在她母亲般的胸怀中，在她那种不是说教的教诲中受益匪浅，到初三毕业时同学们都根据各自特别是各自家庭的情况有较好的归宿，相当一批成绩较好能读普高的同学考取了中专，不读普高而选择读中专在当年是妥当得体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在很多家庭中都是老大，下边还有很多弟弟妹妹需要读书，从经济的角度讲读中专不仅不要学费，学校还包食宿，三年毕业后即可分配工作开始有工资收入，如果选择读普高，还要面临着当年金字塔式的大学升学考试。读普高的同学不多，除了我考入成都七中外，其他就读十二中、十六中也很不错。比较遗憾的是选择了63年底64年初上山下乡的几位同学，更比较遗憾的是他们这种选择多少与慈母般的赵老师有点关系，至少是赵老师慈母般的关怀让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成了听话的小绵羊，使得这些同学对当年的宣传深信不疑成了第一批知识青年。

其实这也怪不得赵老师，当年整体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在虔诚的接受着一种教育，严格的说是一种说教，声音只有一个，没有讨论更没有质疑，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宣传，自上而下告诉我们是什么该怎么做？而几乎是所有的人们都深信不疑应该按照这种说法去做，当然也许也有极少数质疑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淹没在信任和听话的潮流中，是不会被人们所重视的。这种教育或者说是说教的力量是可怕的，它使人想起我的母亲在参加工作短短的数十天中便被彻底改变了面貌，前后判若两人，彻彻底底的接受了一种观念。

我们这个初中班，在初中毕业三年之后便面临着浩劫般的文化大革命，这时赵老师慈母般的“有教无类”教诲便表现出来极大的凝聚力。一是对赵老师的眷恋，班上无论在毕业时走上了哪条道路的同学，包括上山下乡的那几位同学，在毕业后的三年读书期间以及三年之后长达10年的浩刧中，大家都无法忘怀初中三年赵老师那种一视同仁的教育，更无法忘怀这位好师长好母亲，回母校看望赵老师及其赵老师一家人，很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初中班同学的宿愿。二是班上同学那种兄弟姊妹般的友情一直延续了多年，这种友情帮我们度过了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之前那10多年让人迷惑惆怅的岁月。

读初中时结识了一位友人，那就是我的同学洪时明先生，他在后来的二十余年与我高中同学于成都七中，大学同学于成都科技大学，相同的知识分子归宿使我们成为了朋友。当年在成都二十九中，洪时明与我都应该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严格的说学业上他比我更努力更扎实，初中同学的三年中他不与我同班但我们相交甚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和他担负着为学生会每周要编辑出版一期黑板报的社会工作。洪时明在绘画特别是安排宣传版面上极有天赋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学校每周三要出版的黑板报便是我们两人每周都要做的社会工作，分工嘛是由我组织稿件他来制作，在这项社会工作中我们认识并开始相交。

多年的相交中，我对洪时明感受最深的是他的淡泊与宁静，这种淡泊与宁静恰恰是我这个思维经常在跳动的人极为缺乏的。我觉得他始终都沉浸在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之中，很少表现出一种欲望的激情和冲动，这使他在与人相交上表现出相当的亲和力，我和他的这种友谊也许就是建立在这种亲和力上的。后来我们都一样成了大学的教授，都在治学和学术研究，但严格的说他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尽管我也在我的专业领域上有相当的成就，但与他相比治学和研究的差距可以用望尘莫及来形容，不是表现在成果上，而是表现在基本的科学态度上，对科学而言他是真正的学者，而我仅仅是一介过客而已。

一句老话说“数理不分家”，我和他同时就读于成都科技大学时，我读数学系，他读物理系，当年我们曾在学校共同编辑过《数理力小报》，因而也常在一起讨论数学或者物理问题。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所接触到和考虑到的所有的物理问题，他都很强调并且也很明白这个物理问题的数学描述，在一起讨论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他对科学问题的严谨性是一丝不苟的，应该说在讨论某一物理问题的数学描述时，我这个数学专业的学子应该更审慎些，但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已经认为这个物理问题的数学描述差不多已经解决了的时候，质疑往往由他那里发生，而这种质疑导致了更深层次的讨论。

在饥肠辘辘的辗转和对未来的朦胧中，困难年代的三年初中学习生活似乎也过得很快，在经济形势逐渐好转的1963年6月，我们通过中考结束了初中学习，按照班主任赵老师给我母亲的提醒，我报考了成都七中如愿被录取，迈入了这所四川省最有名的重点中学，开始了几乎长达六年的高中学习生活。进入七中首先见到了很多熟悉的小学同学，比如小学同班的张昭同学，这次我和她同时分在了高66级2班，同在高66.2班的小学同学还有在小学中就给我印象很深刻的陈大沛同学，他与我同校不同班，当然小学同班的女同学比如吳伯贤刘志明熊凤雏陸文荃是在全是女生的高66.6女生班，这个女生班中还有一位也是望江路小学的校友但在小学时与我并不熟悉的周光熔同学，当然也结识了更多的来自成都各个初级中学的同学，包括后来成为密切朋友的高66.1班的刘仁清同学，大家都通俗的叫他“老马”。

在成都七中之所以度过了将近六年，是因为除了1963年9月到1966年6月的三年高中学习外，还有从1966年6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因为运动我们被滞留在成都七中，直到1969年初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当知识青年才离开了学校。应该说在成都七中的前一个读高中的三年中，当年的青年学子们面临和接受着两种本质上不在同一个轨道上的教育，对我们老三届中的高66级而言，我们享受了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仅包括文化大革命前17年甚至包括到今为止的所有共和国时光最优质的基础教育，但同时又接受了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好几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教育，这个政治教育是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线条的，其中关于青年学生的说教让人备受煎熬。

先回忆点让人愉快的事吧，那就是当年我们如何接受并吮吸新中国最优质的基础教育。我们高六六级这三年的高中，所接受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是最为全面和完整的。以数学为例，我们当年学习的初等数学的教材，不是像现在笼统的称为一个数学，而是分学科被称为代数、三角、立体几何与解析几何的。代数学了三年，立体几何是在高一学的，平面三角是在高二学的，高三学的是解柝几何。这种按初等数学的分支而设计的课程以及所编辑的教材，除了能够更系统的掌握各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学习中我们学到了逻辑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过程，新中国建国以后逻辑学在基础教学中便逐渐被淡化并最终消失了，曾经有过的专门设置的逻辑学课程没有了，而逻辑学是一门至关重要的思维学科，对于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方法论作用。而当年我们在高中阶段学习到的那种以学科来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却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接触和学习到了逻辑学。比如立体几何，在首先帮助我们建立空间概念的同时，便从几个基本定义和公理出发，演绎出了整个立体几何的体系，这实际上是逻辑学的方法，当年教材的编写方式和先生教学的方法，潜移默化的把逻辑学的思维方法融汇贯通于其中，让我们这一届学子学习到了逻辑学这个重要的学科知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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