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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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坦率的讲，以当初读高中时涉世不深的我在与谢先生的接触中对他的观感，应该说还是很肤浅的，但开初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我认为谢先生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而且用当年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只谈业务不问政治的人物，一心埋头做学问搞教学，对业务之外的事情似乎不甚关心。当年在与他的接触交流之中，除了数学还是数学，好像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了，其实从1963年到1966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很紧了，业务已经不可能脱离政治而与政治割裂开来，但在与谢先生的交往中，他就是用科任老师的身份只与我们谈业务不涉及政治，这对于一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成都七中这种优质学校中任教的青年教师是难能可贵并且是很不容易的。

当年在成都七中读书时，我父亲那个工人阶级中右倾思想的问题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惑，如果是正式的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一切也就简单了，但没有，没有任何有关方面向我们讲过父亲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只是萌茏的说起是工人阶级讲错了话，这就使我很难自处了，我自己都不明白父亲到底是什么问题，又如何去批判甚至划清界限。好在成都七中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了我，特别是一大批科任老师，好像他们是只管功课不问其他的，只要你努力学习成绩好就是优秀学生，而与我交往甚密的谢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在与谢先生的很多交往交流中，总是感到他在潜移默化的告诉我，认真读书吧其他的不用多管多想，在谢先生和其他很多科任老师们的这种关心和帮助下，我得以在成都七中很宽心的努力学习了三年，吮吸了当年良好的基础教育知识。

可以很肯定的说，当年如果没有谢先生以及其他一大批科任老师们那种“有教无类”的诲人不倦与孜孜以求的育人精神，年轻的我是很难走出父亲那个所谓政治问题的阴影的，因为来自其他方面的敦促都希望我能够明确和正视这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问题，这种悖论式的矛盾开初给我带来的阴影是很严重的，但在谢先生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走出来了，因为谢先生用他的行为特别是眼神告诉我：那些事都不是事，努力学好知识才是你当前最重要的事。

谢先生诲人是有它独特的方法的，我在前面忆及的谢先生再让我学立体几何的时候学点逻辑学，听从了他的教诲的我，因为读了那本《简明逻辑学》而终身受益匪浅。他在我们高二完成的1965年六月交给我的建国以来1950年到1964年高考试题让我在暑假中完成一份最好有多解的题解，理由是他在下年要为高三学子们准备高考，这使得我不得不在高二的暑期首先是抓紧自学完成高三的包括解析几何及复数等部分代数内容，然后尽力完成这份题解，多年之后当我有所感悟时我才明白，他是逼我取得自学的方法，这是一个人终身学习的最优秀的唯一方法。

我开始一直以为谢先生就是那种不问政治的业务拨尖人物，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抛出了他与其表弟的一封信，并因此把他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斗出来，我才知道谢先生在政治上其实是很敏感敏锐的，他在与他表弟的那封信中就当时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讨论的见解，便足以见得他对政治并不陌生，并且有自己独特的正确的认识与思维。当年谢先生被关押在行政楼时，我曾奉有关方面命令去看守了他一个晚上，关押的地方就是他跟我们数学小组讲授课程的地方，两人四目相对其实更困惑的是我，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个眼前被称作牛鬼蛇神的良师益友，好在运动的形势发展很快，很快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大批老师包括谢先生也就被解放了，当然我也得到了心灵深处的解脱。

与谢先生的交流因为我的一个儿子在1996年考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得到了延展，当年成都七中录取了我儿子后，我曾带着儿子专程到成都七中谢先生的家中去拜访他，那个时候谢先生已经成为成都市乃至四川省初中数学教学的“舵爷式”人物，除了继续他在线下的也就是面对面的初等数学讲授外，谢先生开始致力于成都网校的开发与建设。谢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转移到了老三届学生的子女身上，当年成都七中有一个入学的分班考试，主要是选拔一些学生进理科实验班，笔试时谢先生还专程到考场看了我儿子的作题情况，并通报我讲儿子的情况还不错。当然我的儿子也没有辜负先生们的教诲，他后来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了二等奖，并在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修了理学士和经济学学士两个学位。

谢先生是我年轻的时候遇见的第2位贵人，第1位贵人是我初中的班主任赵泽书老师，谢先生在我就读成都七中高中时，除了和时其他同学一样有立体几何和代数的“传道授业解惑”，更为重要的是他给了我学习乃至人生的很重要的两把钥匙，一是给了我自学的理念和方法，二是引导我入门了逻辑学。谢先生当年的指点让我终身受益，特别是通过学习几何而领会到的逻辑思维方法，让我在几十年来的工作中有路可寻有径可走，客观事物都是按一定的逻辑在运行着的，有了良好的逻辑思维方法，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工作实践都会取得你意想不到的成果。能在中学阶段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两位指点人生道路的贵人，应该是我的福分、缘分和宿命，贵人的指点和引路让人终身受益难以忘怀。

现在回忆起当年成都七中的学习生活，总结出有两个特点：一是学习的自由度，二是科任老师的专业性。关于在成都七中学习的自由度，我曾经在《我的学习生涯》那个篇章中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这里想主要谈谈我们科任老师的专业性。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七中科任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好像他们活在世外桃源中不知有晋，也就是除了他们所教授的专业课程知识外，对其他的世事好像都不甚关心，这在当年已经很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真不知道老师们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不问世事，还是难得糊涂的装聋作哑，也许两者都兼而有之吧。这带给学生们的真是一个福分，本来在当年的大的政治氛围下，同学们已经在学科学习之外经受了很多纷扰，不少同学已经感到这样那样的思想压力，好在科任老师们的这种只教业务的单纯性，使得大家能够在学科学习上轻松些愉悦些，所以说这是先生的弟子们的一个福分。

在这种良好的学科学习氛围下，七中学子们在吮吸知识的前提下自由的成长和发展，大家在学科学习中无拘无束的自由交流，也结识了不少学习上的朋友，我在望江楼小学的同班同学张昭，在我高中考入七中之后分在了同一个班，共同的学习目标与努力使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或者叫学友，应该说谢晋超先生组织的课外学习小组以及让我们编辑的《数学小报》是我与张昭同学相识相交很好的桥梁。张昭同学有一手好的书法，而《数学小报》最终面世的形式是油印刊物，这需要先在钢板上刻写腊纸，这顷工作当年几乎都是张昭同学承担的，她那一手好字让《数学小报》增色不少。因为要编辑《数学小报》以及在谢先生组织的数学课外学习小组上学习，我和张昭同学经常就数学上很多问题进行讨论，讨论中我发现张超同学思维十分严谨，数学本身就是一门刻板严谨的学科，肯定是需要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它，而这方面张昭同学就比我强多了。这说来好像还有些反常，我是一开始就喜欢和酷爱数学的，我喜欢这种纯思维性的学科，而对那些带有一定的实践性的学科比如化学与物理，不是十分的钟情。在当年在班上，大家都知道张昭同学酷爱的是化学，实验性很强的化学是很强调动手能力的，照理说我这个酷爱数学的学生应该比喜欢化学的张昭同学在思维上更严谨些，但恰恰相反，用谢晋超先生的话来讲，我是一个思维上联想和跳跃幅度很大的学生，思维的严谨性张昭更强些。

张昭同学这种严谨性不仅表现在思维上，也表现在考试中。应该说当年班上理科数理化的多次考试中，张昭同学是经常取得满分的，似乎无论怎样的考题她都会一丝不苟的完美作荅，在这方面我就差远了，题目虽然会做，也会浮想联翩的考虑得很深很远，但总是丢三落四留下很多纰漏。我在1996年带着我的儿子去拜访谢晋超先生时，他告诉我和我的儿子在他那里有两份保存了30多年的教学“文物”，一份是我为谢先生所做的建国以来的高考试题解笔记本，另一份就是张昭同学当年一份满分考试试卷，重点不是满分，而是那份试卷像是一份印刷体似的，张昭同学把它书写得十分规范，没有丝毫的涂改痕迹。张昭同学77年考入了四川师范大学学习化学专业后，大学考试的状况仍然如此，与她大学同班的也是我们成都七中的同学曾经问我，张昭考试历来都是如此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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