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3)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在成都七中欢快的三年学习生活中，除了结识像张昭吳伯贤这样的本年级同学外，因为我有相当长时间从事团委宣教委员工作，也结识了一批高年级同学，除了上边已经忆及过的高六四级的胡世模学长外，高65级的陈博文同学也因为诸多原因成为我至好的朋友。陈博文是当年成都七中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学习成绩优异，我从与很多科任老师的交淡中得知陈愽文在学习知识上的习惯或者说风格与我极为相似，思绪敏捷善于拓展但不甚严谨。因为学生社会工作的原因，我从高一进入成都七中开始就认识了他并与他交往，天性上他是那种爽快藏不住话直言直语的人，所以与他交朋友很容易，我们的交流既有学生社会工作方面的，也有具体的关于数理化知识的学习上的，快言快语的他经常有很多尖锐的思绪和问题向我提出，不少的问题会使人很意外，用今天的话来讲似乎他很“另类”，但它确实是我喜欢交往的一位学长，与他的每一次交流都会使人感受到颇有收益。

从1964年下半年起，特别是进入1965年后，陈博文学长的情绪突然变得不稳定起来，与他的交流中让人经常有一种担心，言谈中感觉到他似乎在自我放弃，学习成绩优秀的他经常向我谈到关于当年的热门话题也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有高六四级胡世模学长的高考意外落榜，但我深信成绩优异的陈博文是应该考得上大学的。1965年高考招生结束后，陈博文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得知是政治审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审”把他划入了“该生不宜录取”的范畴，落榜也就很自然了。多年之后我见到他，谈到当年的情况他很坦然的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他与大学是无缘的，他是从1964年严苛的高考“政审”所带来的现实的录取状况，感觉和分析到这一点的，所以他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就比较颓废了，真是造化弄人呵。

前边曾经说到1963到1966年这三年在成都七中的学习生活具有一种双重性，一方面成都七中良好的学习氛围让我们身心愉快的游弋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吮吸着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优质的基础教育，但另一方面紧锣密鼓的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政治运动也给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带来纷扰和困惑。当年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我们还得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以政治为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方方面面的多种多样各种形式的教育要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这些教育中，比较令人烦心的是那个要你联系个人实际的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问题。当年成都七中的中学生们的家庭阶级成分还是比较多元化的，有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有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生的，也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家庭出生的。家庭出身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概念或者说命题，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而当年出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关方面也认同家庭出身不由个人选择这个基本事实和情况，于是有了一种“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教，这在当年是压在众多青年学子身上的一座大山似的思想负担，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讲，这种负担就更严重和沉重了。

当然，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血统论”相比，这种说教还是相当温柔的了，它好像毕竟还是给出了一条出路，是一剂教育性引导性的药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叫鸡汤，比起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似乎易于让人接受些。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两个东西是同出一辙的，都是源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个基本理论的，只是披上了不同的马甲而已，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对人的折磨前者比后者更甚，后者已经堵死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出路，那就破罐子破摔罢了，而前者抛出和指引了一条路，让你经过磨难之后脱胎换骨向它靠拢。当年的成都七中，在这个问题上给予学子们的磨难也不亚于其他学校，我们在自由愉悦的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又不得不接受这种说教的洗礼，这种说教让人相信似乎真的通过这种洗心革面的改造可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高中三年的学习很快的进入了最后一年，但进入1965年的下半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处于一场意想不到的大革命的前夜，尽管是意想不到，但紧锣密鼓的大形势还是使学子们逐渐脱离所喜欢的轨道。特别是进入1966年我们高中学习的最后一学期，逐渐的让人感到我们这批高66级高中毕业生的未来有点琢磨不定了，如果一切正常，我们是应该准备参加1966年高考，但动荡的政治形势使人十分烦躁，各种各样对文艺界教育界知识范畴的批判，让人觉得我们所接受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这种教育还能继续下去吗？直言之，我们还有可能参加高考读大学吗？在这种叮咛不安的煎熬中度过几个月后，1966年6月我们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应该说在这之前的几年中所酝酿的那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氛围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投入了这场运动，当然大家投入时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国人带来灾难的浩劫。

讲到灾难，我们高六六级学生首当其冲的是失去了迈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考先是被推迟然后被取消，在“停课闹革命”的喧嚣中，成都七中的学子们也投入了那场革命，在有关方面的误导下，学生们首先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老师。6月最初的几天，被当作牛鬼蛇神被揪斗被关押的几乎都是我们的老师，一种盲目的冲动让学生们把对本质上实际是对很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发泄到了自己的老师身上。中老年教师自不用说，他们都在解放前或多或少的在国民党政权管理下工作过，这些信息被抛了出来不径而走引起学生的激愤，青年教师没有历史问题仍不能幸免，谢晋超先生被关入牛棚，起因就是他与表弟的一封通信，信中谈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吱的见解，这封信一被抛出来，谢先生便遭到了沒顶之灾，给我们上政治课的另一位从上海来的青年教师倪老师，被传出恶劣对待女朋友的劣行，很快以道德败坏为罪名被揪斗被关押。最为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就在成都七中的校园中发生了学生殴打自己的老师的情况，教生物学的傅勤钟老师在青天白日下被自己的学生围殴。

将近10天的狂热把整个七中校园弄的乌烟瘴气，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我们所有的老师要么成了牛鬼蛇神，要么也有这样那样的重大问题，这显然很不合乎逻辑更不正常。这种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正常现象，引起了一部分学生的思考，这其中既包括我也包括与我在读书期间就交往密切的刘仁清同学。刘仁清同学在高六六级一班，与我们高六六级二班隔离一个走廊相邻，进入成都七中的第一学期，他担任高六六级一班的团支部书记，而我担任着高六六级二班的团支部书记，高一的第二学期我和他同时被选入成都七中团委会，他是团委组织委员，我是团委宣教委员，这种学生社会工作的状况使我与他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读书的几年中我们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对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见识不少时候我们都有比较一致的观感和认识，正是这种对很多问题认识上的一致，使我和他成了多年的朋友交往甚密。

说是交往甚密的朋友，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对他的方方面面是很敬佩的，他颇具有学生领袖的风范，思维上他思想敏捷深邃切中问题要害，言谈中他语言犀利经常一语中的。所以我们在交流时，在更多的时候是我在聆听他的认识和见解，而这些认识和见解往往是我从内心深处赞同的。进入1966年6月。因为事实上已经停课了，加之学校的运动形式局面又如此的混乱复杂，我和刘仁清同学沟通交流就比较频繁了，因为在之前的交流中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当前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机制是否妥当是否需要变革甚至革命，相当长的时间中这个疑问一直在我们心中，所以当我们面对学校那么多老师被作为牛鬼蛇神揪斗出来时，便感觉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了，需要认真的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和研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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