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5)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带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把成都大学和中学搅得风云突变。中学比较麻烦，在8月18号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各个中学都迅速的成立了官办红卫兵，在成都七中叫红卫兵6234部队。这些中学新成立的官办红卫兵，很迅速的与带着那副血统论对联的北京红卫兵融为一体，在中学中展开了学生中的阶级路线辩论与斗争。在大学中带着“怀疑一切”和“造反有理”的南下红卫兵特别的活跃，他们和各校的激进的大学生一起掀起了了一系列的“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规模行动，比如8月26号，以四川大学为主的大学生在东方红礼堂冲击了西南局召开的批斗大会等。在成都市的街头，大学生们上街宣传“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时，也发生了街头工人及市民与学生激烈辩论，形成了一度被称为“工人斗学生”的局面。

从8月18日成都七中行政楼三楼阅览室大辩论后，我就离开了学校主要参加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系列“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活动，前后约有20天，因为当时的情况比较激烈复杂，所以基本上是住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很少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我回家后家里人告诉我一位成都七中我的同班同学让我尽快的到他家中去一下，他有紧要的事情需要和我联系，这位同学便是从读书开始到后来几十年中我的至交好友陈大沛。陈大沛小学我就同校，虽不同班但因为我是很惧怕体育活动的小胖墩，而陈大沛各项体育活动都身手骄健让我十分钦佩，记得第一次认识陈大沛是在望江楼小学的操场上，他正在那个操场上跳木马，我根本不敢去跳也跳不过的那个木马对他来讲简直是小菜一碟，轻松一跳便骄健越过让我钦佩不已。

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我与他同班，因为他家住在四川大学我家住在成都工学院，距成都七中都比较近，我们就成为了走读生，这使我和他有了更多的近距离聊天交流的机会，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基本上都要和他结伴而行回家，这时便是我们聊天吹牛的时候了。平时陈大沛给人的感觉是言语较少，大庭广众下他很少的讲话，所以很多同学对他的感觉和印象是他寡言少语不善交流，实际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他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很丰富并且很犀利的人，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很有见解，每天下午我和他一走出成都七中校门，他的话闸子就打开了，对一天的所见所闻发表见解有时甚至有滔滔不绝的味道，特别使人震惊的是，他这个时候讲的话经常是切中要害的，尤为使人惊讶的是他能很幽默的用不多的言语对一些事情一语中的。

当然在当年那个大环境下，能够敞开的进行交流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比较庆幸的是我和陈大沛之间取得这种至关重要的信任并没有用到太久的时间，同行由学校回家的日子没有过了多久，我们的信任便建立了很快便畅所欲言了。除了这种基础的信任外，我们之间对当时的很多问题经常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和观感也是我们交流比较通畅的重要原因，除了学校和班上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外，对当年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我们的认识与体验也较为一致，比如当年比较强调的阶级出身问题，在大众广庭之下肯定是不敢非议说它不妥的，但在只有他与我两个人时，也能用一些特殊的言辞表达出我们共同的一些不同见解，当然这种见解不是直言不讳的，而在描述这些比较敏感的问题的见解时，陈大㳍那种机敏与睿智便会用他那幽默而犀利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与陈大沛高中走读了三年，相互之间信任和关心的友谊在增长，所以当我1966年六月闯下那场有点弥天的大祸时，他对我更为关心，应该说1966年7月初到8月中旬的四五十天郁闷中我能比较平静的度过，陈大沛对我不减的友谊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有的同学对我们不理解甚至指责批评之时，陈大沛仍然像平时一样的与我往来，每天下午我们仍然是结伴而行从学校回家，而那个时候已经有同学开始疏远我了。到了8月份我们得到解脱时，他似乎也特别高兴，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当时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见解和看法与我是惊人的一致，所以他对8月下旬到9月上旬这20多天我在成都七中“外边”的晃荡是关注的支持的。这天他让我的家人告诉我一定要去他家中找他。我就知道他那边一定有重要情况要告诉我，于是我很急匆匆的到四川大学绿阳村他家中去找他，看他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虽然比较晚了，我到他家中时他家中人基本都在，他母親她哥哥与妹妹都在，气氛好像是都在等着我似的，陈大沛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许胖子你不能回学校了，回去一定会被诓起”。原来当时成都七中校内的情况已经很严峻了，一方面血统论的那副对联统治了舆论，同学之间的批斗加剧甚至发生了打人的情况，当时一度留在学校的我们4位大字报签名同学中的另两位同学在成都七中成了被围攻的对象，如果我这个时候回学校，境况一定很被动，所以陈大沛告诫我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回学校了。不回学校到哪里去了呢？当时陈大沛他们几兄妹似乎早已商量好了，众口同声的告诉我“去北京”，他们甚至为我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一些人民币和粮票，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陈大沛和他的家人们居然为我准备了一支红卫兵袖套，因为在当时戴在手臂上的一支红卫兵䄂套，便是一张标明身份并且因此可以四处通行的标䄊。

正好当时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全校大学生，要在9月13日乘坐一辆专列去北京，这是按照当时中央的安排，全国所有的大学生都到北京去串联一次，于是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批大学生的支持下，带着陈大沛和家人替我准备的钱粮与红卫兵袖套，我和其他的几位中学生混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奔赴北京的专利，向北京奔驰而去。其实向北京走，也是陈大沛的家人了解到的北京的情况后给我出的主意，因为从他们得到的消息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展比成都要超前一些，我们这种被当做右派学生被整的情况，在当时的北京早已成为历史，所以他们建议我朝北京跑。应该说陈大沛和他的家人们给我的建议真是一剂宽心药，其实离开成都到北京的路上，由于方方面面情况不明朗，我的内心还是很压抑的，个人的命运何去何从好像还是个未知数，到了北京走到北京那些大专院校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原来我在成都担心自己命运的事完全不是一个事，这里是另外一片天地另外一片氛围，并且这种解放学生的命氛围很快的就成为了全国的榜样，全国各地对学生的打击也迅速的消失了。

在北京待了将近一个月后回到成都，成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学中那个血统论的势力在逐渐溃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那副对联的反动性，官办的红卫兵在逐步的瓦解，这时全国的大中学校红卫兵的大串联已蔚然成风，于是我和陈大沛以及其他的几位同学，先是乘车奔赴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柳州、贵阳、重庆等地进行了串联，随后又在川内沿着眉山彭山乐山峨眉进行了步行串联，最后回到成都再次投入了成都七中及四川省成都市的文化大革命。陈大沛虽然对很多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但对我要做的事情他从来都是支持的，比如在1967年2月镇反之后，成都七中八·二六派的“七毛”在人民南路广场的百货大楼顶楼上建立了一个当时很有影响的广播站，每天定时定点的播放来自北京的粉碎“二月逆流”的消息，其实这个广播站最初的建立和工作陈大沛都参加了，最初的选点和器材准备，还得到了陈大沛在五金公司工作的哥哥的大力支持，那个时候五金公司就在百货大楼的旁边。1968年底1969年初。我们都下到了农村当了知识青年，陈大沛跟随学校去了西昌冕宁，而我在成都附近的一些专县诸如安县、郫县、蒲江等地辗转，到70年代我们都分别被招工回城回了成都，我到了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陈大沛被分到了成都十一中教书，我与他的往来在大家工作的几年中都十分密切，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时，他与我分别在1978年考入了四川师范学院和成都工学院，都分别读上了自己爱好的专业中文和数学。

（未完待续）

On 06/02/2023 @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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