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76)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在奔赴北京以及在北京串联的日子中，有两位大学生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支持和指导。一位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因为是江西人我们都叫他老表，认识老表是由家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成都七中同学刘彩芬介绍的，我从8月18号行政楼三楼大辩论离开成都七中后，很快便认识了同是校友的刘彩芬同学，因为刘彩芬家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和其他几位成都七中同学很快的便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与我们具体联系的便是这位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其实只比我大一岁，他是高六五级的学生，1965年9月才迈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大学，刚上了一年的课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那些日子中，一直是老表在带领着我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表与“成电东方红”的创始人之一蔡文斌很熟，好像他们应该是一个专业一个系的，所以我也很快的就认识了蔡文斌，并且一度在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起住在北京航空学院时，充当了蔡文斌与“北航红旗”的小联络员，那个阶段蔡文斌等人正在筹建“成电东方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最终能在1966年9月13号登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大学生奔赴北京的专列，与老表的庇护和支持分不开的，从9月10号左右陈大沞及其家人告诫我不能再回成都七中并指引我上北京时，我便带着他们给我准备的钱粮和红卫兵袖套来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告诉了老表我在学校里艰难处境，告诉了有朋友让我上北京去串联，老表对此十分理解，他让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做好准备，与他们一起登上专列上北京，这是作为仅比我大一岁的大学生老表表现出来的极大的胆识和谋略。

后来我才知道，这对于老表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当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北京航空学院一样是军事院校，管理上是军事化的，这一点便会给老表增加很多压力和不便。但老表最终还是让我们一共4位中学生登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去北京的专列，上车不久便受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他们称之为“政委”的一位老干部理抹，因为老表在这之前做了很多工作，也在我们的努力应对之下，我们最终在接受了“政委”一到北京便离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要求后，被那位党委书记同意让我们随专列一直到达北京。回顾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多日生活以及登上列车与大学生们一同奔赴北京都是老表在安排在组织，心地善良的老表是我在当年思想压力极大的时候帮助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大哥和朋友。

由于北京和成都两地的文化大革命氛围完全不同，我们一到北京之后心中的顾虑和担忧庚即烟消云散，思想负担和压力一扫而空：原来在成都的那些使人困惑和为难的事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刚到北京的时候，为了兑现对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的承诺，我们几位中学生住进了西单商场接待点，心情的迫切让我第二天便去了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就在北京大学我又有幸遇见了另外一位大学生，这是一位比我年长两三岁的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我们是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棚前面结识的，因为结识的时候已临近中午，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回寝室，吃完午后之后很详细的跟他聊了一阵，他得知我主要是想了解北京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红卫兵运动的情况后，便告诉我他准备用两三天的时间带我到北京各大专院校逛逛。

从第二天开始他便带着我遍游了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几个北京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学校去看大字报和了解这些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和情况，后来几天又相继去了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等学校。在游览这些学校的过程中他详细的给我介绍了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由来和发展。他告诉我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有三个司令部，都设在北京天安门旁，分别被大家称作红一司、红二司和红三司，红一司应该是由毛主席最早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的那批红卫兵组成的，他们成立最早，成员主要是各个学校中特别是中学中的干部子女居多，与中央各部委及北京市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北京市最早的破四旧活动就是由他们主导开展的。红二司主要是由北京各个大学的红卫兵组成，这批大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比较积极的批判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红三司是最后组建的，由比较激进的大学红卫兵组成，这些大学红卫兵在运动初期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击与迫害，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第一天去看的那五个大学的被称作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是这个司令部的管理者和领导人。

几天中这位大哥哥大学生带我游览游很多大学，看了很多大字报，了解到很多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情况，因为有了他的讲解与指导我对北京的红卫兵运动了解很快也比较深入，十分感谢能在北京遇到这样一个学西语的大哥哥大学生。当他了解到我是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起到北京来时，他最后把我送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并帮我找到了老表，我也由西单商场搬到北京航空学院去了。

还是回到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上来。以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宗旨的所谓老红卫兵运动，来势汹涌溃败的也很迅速，与他们联动一体的官办的成都七中红卫兵6234部队在疾风暴雨般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群众运动洪流中，随着支持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管理学校的权力消失很快便解体了，几乎是在瞬间成都七中诞生了很多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其中成立的比较早并且规模较大有相当影响的是“成都七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也就是后来的“七毛”。“七毛”虽然最后是由资深的签名成都七中第一张大字报的几位同学中的二位在领导和管理，但最初的建立却不是这几位资深的老造反派，他是由成都七中高三5班的一位秦姓同学创建的，而几位资深老造反派最初成立的群众组织是《东方红公社》，这基本上是模仿当时北京地质学院资深的造反派组织而命名。成都七中《东方红公社》虽然有几位老造反派作创立者和骨干，但组织的规模和发展并不迅速，所以后来也就很自然与“七毛”合併了。

这时社会上的群众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大学生们“炮轰西南剧火烧省市委”以排山倒海之势走上街头，在经历了短暂的工人斗学生一幕后，很快的便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国庆节后，去北京串联的成都各个大学的大学生回来了，多数大学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比如“成大八·三一”、“川医九·一五”、“工院十·一战团”，四川大学则以8月26号冲击东方红大礼堂组建了“川大八·二六”，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在北京串联时是住在北京航空学院的，本来是想仿北京航空学院成立一个叫做红旗的红卫兵组织，但无奈在这之前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已有一个比较偏向保守的群众组织取名了“红旗兵团”，所以后来他们组建的造反派组织叫“成电东方红”，成都地质学院组建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北京地质学院相一致为“成地东方红”。社会上的群众运动急需各个大中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起先锋桥梁作用，这促进了各个大中学校尽快组建一个统一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10月上旬成都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召开了多次联席筹备会议，最终确定成立“红卫兵成都部队”，我因为在北京串联时就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大学生一起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回成都后也一直与成电东方红的大学生在一起，所以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联席筹备会议，联席筹备会议确定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就叫相应的支队，比如红卫兵成都部队电讯支队、工院支队、川医支队等，中学红卫兵也相应叫红卫兵成都四中支队、七中支队等。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成立，便挑起了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责任，他们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发动和组织了工人和市民积极参加“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运动，为成都地区乃至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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