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2)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来，青年学子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这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这一代年轻人能够改变自己境况的极好的机会，一位同学曾经给我说“考上了大学是一举改变了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事实上确实如此。当年的众多青年学子，除了还有很多在乡下继续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外，即便已经招工回城的，情况都很一般般，多数都是在企业中当工人，成都七中下到冕宁的知青被成都师范招了一批人回来，短期培训后被分到了成都市很多中学教书，能够当中学老师似乎情况还算是稍微好一点的了，这次如果能够迈进大学的校门，政治上天之骄子毕业后是人民干部，经济上大学毕业之后应该是行政22级的工资相当于五级工，而当年大家都是二级工，再有文化上嘛那就不说了，大学毕业生在当年还是精英教育出来的凤毛麟角，于是大家都积极的准备考试了。

说到“考友”，首先是是七中校友的高66级5班的李兴仁，以及七中校友贾秀兰的“先生”当然当时叫“男朋友”的一位也是姓贾的老三届初六六级毕业生。我们三位为考友主要是地缘上的原因，我当时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其实也多数时候住在金牛区商业局，金牛区商业局在茶店子，李兴仁家在营门口街上，是我去茶店子的必经之路，至于贾秀兰和他的男朋友贾先生，都在金牛区区医院工作，金牛区区医院也在茶店子，于是我们三人成了考友，贾秀兰当年没有参加高考，但对我们的备考是十分关注的，几乎和我们是融为一体的。其实在准备高考前我们几个人就往来比较多，当然恢复高考从小道消息开始到最后正式公布，使得我们几个人的联系就更加密切频繁。李兴仁和我都是成都七中的高六六级学生，准备参加考试应在情理之中并且难度也不是算十分的大，这里要说到贾秀兰的那位男朋友贾先生，真是一位不折不饶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令人十分佩服的人物。

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这位贾先生就确定了一定要参加理工科考试并且报考理工科大学，而他的很正规的学历是初三，高考所需要的数理化知识应该说对他来讲是个空白，当我听到他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十分惊诧的，交流之后知道是因为他特别酷爱数理化，其实从当知青开始和参加工作之后，他都自学了一些高中的数理化课程，正是这种自学使他更加爱数理化，但以他这种基础报理工科考试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从一开始说到这个问题他就特别的坚定和执着，作为女朋友的贾秀兰也十分支持，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就成了积极应试的“考友”。其实在准备复习的过程中，消息的传递也是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在正式公布高考报名考试之前，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层出不穷，扰动着人们的心思，当然后来正式公布了消息，大家也就宁静多了。

1977年我是高分落榜了，4门课程我总分329但没有被录取，当年高考没有公布分数，我这个成绩是后来通过也是我们成都七中当年的一位老师，她当年在成都市招办工作替我查到的。没有被录取的原因自然是政治审查，我没有通过当年的政治考审查，档案根本没有送到我所报考的成都工学院招生组去，1977年所使用的1964年严苛的高考政审标准让我失去了迈入大学里的机会。那个1964年严苛的高考政审标准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后来应我们78621.org班网编辑的要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辑录于下：

【        七七、七八级两年高考的政治审查

邓小平先生在1977年复出后，很重的一板斧砍在了他所主持的教育工作上，那就是大学恢复高考招生。邓公在1977高考中，曾经坚决的砍掉了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提出的高考十六字方针中“领导批准”这四个关键字，足以见当时邓公对民情国情的深刻了解。

但当年在十年动乱中教育是积重难返，仍有极左的思潮影响着1977年高考，其中在1977年高考所采用的政审标准上，负责高考组织工作的教育部很自然的把1964年高考的政审标准作为了1977年的高考政审标准，这使得当年很多高考分数较高甚至很高的考生因为政审无法迈进大学之门，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情况很快的被高层所察觉，所以在时隔半年后举行的1978年高考时，高层刻意的采用了1962年高考的政审标准，才使得很多在1977年落榜的高分考生，在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后才得有问津大学。

两年之差，这两个政审标准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当年的情况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大学的录取虽然也讲政治，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痕迹不深，基本上都是各大学在自主的根据高考的学科成绩在招生。在1957年之后，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呼声愈紧愈急，高校和科研单位中的“反白专拔白旗”的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展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所制定出来的高考升学政审标准，使1962年前好几届高考不少成绩优秀的考生不能问津大学。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本质上是一个纠偏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反应到科教上，就是由当时主持科学教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主持制定了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应当说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是政治审查进入高考招生后最为宽松的一个政审标准，当年它让很多学业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迈入大学的校门。但是好事多磨，这个标准只执行了一年便受到了本不该有的责难甚至批评，1963年虽然沿用了这个标准，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作了很多调整。

就在“七千人大会”纠偏还不到一年，在1962年底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著名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被提出来了，各行各业都在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应到科学教育战线上，聂荣臻元帅所制定的1962年高考政审标准被批判。1964年在全面推翻了1962年的政审标准后新制定的1964年高考政审标准精准的执行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体现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风范。

    当然，1977年的高考执行了这个1964年高考政审标准，那就使得很多考生难逃厄运了。好在以邓公为代表的高层及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在1978年的高考政审中刻意的执行了1962年聂荣臻元帅制定的高考政审标准，才得以使不少1977年因政审而没能迈进大学的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在1978年迈进了高校的门。                     】

读完它能了解到了从1962年到1964年当年的政审，当然1977年使用了1964年的政审标准，我被落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比较令人高兴的是两位考友都如愿以偿，特别是那位贾先生参加了当年的理工科考试，取得的成绩足以保证他被成都中医药学院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录取，之所以报考了医学院校，是当年似乎有一个规定，带薪读书报考大学要归口，比如中小学教师要报考师范学院，贾先生在金牛区医院工作，还是报考成都中医药学院比较合乎规定。

尽管我对我的落榜思想上是早有所准备的，但真成了事实还是很失落和惆怅，心灰意散的我那段时间有点惶惶不可终日，这句话好像讲得过分了一点，但至少心情是十分的失望和难过。这时，我在成都七中的同学吳伯贤来鼓励我了，其实不是一种简单的言语上的安慰，她的鼓励实际上是很实质性的，甚至有相当的官方背景，这就要引出我后边要比较详细的说到我的又一位贵人毕老师了。当年吴伯贤同学与这位毕老师是邻居，其实不仅是邻居他们也是好友，所以我的事情一开始毕老师就全部知道，我当时报考的学校就是成都工学院，第一志愿是它，其实所有的志愿都是它，毕老师是成都工学院招生组的负责人，他在录取场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我的由省招办发给大学的考生档案，他知道我的考分是肯定远远的超过了成都工学院的调档线和录取线的，没有见到我的档案显然是政审被卡住了。吴伯贤给我带来的消息是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第二年再考，因为他从毕老师那边得到了比较准确的消息，1977年像我这样的高分落榜的考生还不是少数，原因都是因为政审被卡下来的，毕老师说高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在研究1978年的招生是不是改变政审标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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