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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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这边毕老师这位贵人是怎样帮助我恢复信心考上大学的暂时放一下后边再说，这个地方要用比较多的篇幅说说吴伯贤同学，从写作方法上来讲，传统的说法叫倒叙，不过也要说到1978年考上大学以及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之后我与吴伯贤的很多交往。我与吴伯贤是小学同学，作为成都工学院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她，在小学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很深刻。我高中考上成都七中后，她从成都七中初中毕业也考入了七中高中，只是我们不同班，她在高66.6女生班，我在高66.2男女合班。

高中读书三年中与吴伯贤的接触主要是学生社会工作，她当时是校学生会的文艺委员，我是校团委的宣传委员，口径上应该是比较“同行”吧。与吴伯贤的第一次工作接触。是1964年“五·四”之前的一天，她在那天上午找到了我，说是当天下午两节课完了之后校学生会文娱部为“五四青年节”准备的一台文艺演出要进行彩排，她来邀请我去观看彩排，去看看彩排倒没有什么，她说的一番话倒把我吓了一跳，她说耍我在观看中对这台晚会节目进行审查。我试着很恭敬的问她“审查”这个事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协调一下不要由我来进行，我确实有些资历不够特别是感到力不从心 ，她虽然是笑眯眯的的回答却让我十分明白“审查”是必须的了，她说历来晚会节目都由校学生会负责组织，但审查是由校团委进行的，历来如此。这个历来如此让我明白我肯定是要去履行审查的任务了，我是校团委的宣教委员，我不去谁去喃？恭敬不如从命嘛。三年读书期间，我与吴伯贤主要是就是这种工作上的交往。

但是这种工作上的交往，也让我们双方都感觉到在很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我们的观念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的那种紧锣密鼓的政治喧哗，我们当时都共同的感觉到，会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到了1966年6月初停课闹革命了，我和她以及高66.6与她同班的周光熔同学和高68.1的部分同学，往来和交流就密切起来。成都七中第一份把斗争矛头指向领导者的大字报，就是在6月10日左右的一天下午我与刘仁清交换了意见后，就与她们进行了沟通，告诉她们需要起草和制作一份大字报。几乎是弄了整整一夜，我起草和修改大字报的内容，在基本定稿之后她们几位同学负责抄成大字报，所以在凌晨的时候我就抱着一大堆大字报去了学校，大家浏览了一下大字报的内容，最后由刘仁清与我以及其他两位同学作为代表签署了这份大字报并把它粘贴了出去，可以说没有吴伯贤周光熔他们的支持和努力，这份大字报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完成的。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与她们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除了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想法和行为外，她们一直是我在处理很多具体事务的时候的有力帮手，可以说当时的不少事情在我处理的时候表现出比较高的效率，其中有一半都是她们的努力和付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都按照不同的渠道各自下乡当了知识青年，后来又陆续被招工回成都，我到了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吴伯贤到了成都毛笔社工作，严格的说这是一个街办手工业企业，这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吴伯贤的才干使她很快在那个街办企业取得了相当于技术厂长的位置，在技术上率领着这个街办企业往前走，只做毛笔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吴伯贤试着想让这个毛笔社生产圆珠笔，但当时的技术瓶颈是笔尖上的圆珠球，这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吴伯贤想攻克这个技术或者找到一个替代品，她在查找国外资料后得知这个圆柱球能全方位的转动是应用了数学上的一个原理，为此她还曾经找到我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中我与吴伯贤交往比较密切，也因此认识了她的家人并成了她家庭的常客，他的父亲是成都工学院水利系的教授，母亲是家庭妇女但十分的善良和关心他人，因为常到他们家中去，她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也与他们比较熟，后来成为她先生的唐旭东是成都工学院老五届大学生，因为诸多的原因我与唐先生也往来相当密切。当年在她的家中我们众人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议论当时的时政，这个在当年相当敏感的话题因为她家庭的特殊性成了我们能夠畅所欲言的港湾，林彪事件爆发前以及四人帮垮台前我曾在他们家中讲过一些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事情的可能走向，有些居然被言中。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第一个鼓励我参加高考的人就是吴伯贤，她认为我不去读大学太可惜了，但政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使我信心不足，正好他当时和成都工学院学生工作部的毕部长是邻居，于是他向毕老师推荐了我详细的介绍了我在成都七中的学业状况。吴伯贤和他的家人们都满怀期望的等待着我能如愿的考入成都工学院，但很遗憾我虽然考分极高但却落榜了，吴伯贤没有参加77年的考试，除了那个在技术上靠她生存的毛笔社坚决的挽留外，她自己对考试的信心不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那个时候她也正好怀上了第二胎，诸多的原因使她没有参加77年高考。我77年高考落榜后，她和毕老师都坚定的鼓励我七八年再考，基于很多原因吴伯贤也准备参加七八年的高考，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也振作精神准备再战。

因为吴伯贤在成都七中读书时学业状况不是特别的优秀，所以她担心考不上而没有参加77年的高考，在看到77年的高考题后她觉得自己通过努力还是行的，于是决定在七八年报考，我也表示可以帮助她复习要考的数理化及政治课程。在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下，当然主要是七八级的高考政审标准有了很大的改变，它采取了1962年比较宽松的由聂云瑧元帅制定的政审标准，这样我和吴伯贤都在1978年考入了成都工学院，她考入了她父亲任教的水利系，而我进了心仪的数学师资班也就是后来的应用数学系。大学四年吴伯贤、我以及在78年同时考进成都工学院物理系的我们的七中校友洪吋明先生成了大学学习的密友。大学毕业后，吴伯贤和洪时明都留在成都科技大学当个教师，而我这似乎也该留校的优秀学生，却因为培养我的数学系坚决的拒绝让我留在数学系当教师，结果让我幸运的如愿以偿分配去了我一直心仪的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

大学毕业后整个80年代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匆匆行走，相互的联系不是很多，但我知道吴伯贤在80年代和他的丈夫唐旭东先生几乎游遍了欧洲，很深入的了解到当时欧洲方方面面发展的情况，使得吴伯贤确定了一定要移民出去的愿望，应该说她是我们老三届高66级中很早就有移民意识的先知先觉者，后来她和她的女儿儿子都顺利的移民到了加拿大。进入90年代，我下海从事民营经济的商业活动，吴伯贤一直与我有密切的联系，她的一位兄弟以及女儿都在我的公司工作过，而她在国外也时不时给我传递过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商业模式，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我久居国内对一些超前的东西很难认识到位，应该说也失掉了很多机会。

几十年来在与吴伯贤的接触中，我首先感触最深的是她对事物的敏感性，这种敏感经常导致她有很多有时看来是很大胆甚至不现实的想法，但更多的是如果她这种想法去努力去做了，事情出现的最终结果往往就是她预料的。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她从加拿大打了很多电话给我，向我讲述互联网以及在互联网上她觉得可能做的很多事情，她实际上希望我能够涉猎一下，所以才不远万里打着长途电话来给我进行这些科普，遗憾的是90年代虽然我已经下海经商，但从事的仍然是传统的商业贸易，对她讲述的互联网上能做的事情在思维上始终跟不上，事实上在当时是错过了很多发展的机会的。吴伯贤给我另一个感触是她做事情的执着和坚韧，如果一个事情她认定了她会执着的做下去，不管这个事情有多难，而更多的是不管有多难的事情，在她的那种坚韧性的努力下，总是能见到成效的。在我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生涯中，能有这样一位朋友相知相助，在很多时候都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个人是感到十分荣幸的。

在记叙了几十年的同学和朋友吴伯贤后，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那就是我1977年高考落榜之后，如何在1978年再次努力考上了成都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当然现在是三校合一的四川大学，这之中要记叙到我在青年时代遇到的又一位贵人，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毕老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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