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在记叙了几十年的同学和朋友吴伯贤后，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那就是我1977年高考落榜之后，如何在1978年再次努力考上了成都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当然现在是三校合一的四川大学，这之中要记叙到我在青年时代遇到的又一位贵人，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毕老师。
我参加1977年高考高分落榜后，十分失落和失望，心情惆怅不知所措，其实当时除了能不能考上大学这个事情本身就很重要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我因为在1976年办成了兄弟招工回成都和妹妹免下乡手续的事情后，因为这两个事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太大了太引人注目了，我事实上已经引起了我的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很多人的不满，来自方方面面的虽使人意外但同时也确实在情理之中的压力，使我在金牛区商业局生存的空间日益狭小，严格的说是有点呆不下去了，需要我尽快的换一个环境，而能考上大学是最好的环境和途径。正在这种心意纷乱的时候，吳伯贤和她的家人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带来了来自于她的邻居毕老师处的很多好消息，她们告诉我毕老师说1978年的政审标准一定会改变，这是毕老师在北京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1977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会议上得到的十分确凿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我鼓起信心在1978年再次参加了高考，信心就来自于吴伯贤她们所传递过来的毕老师带来的支持和帮助，毕老师说他深信1978年我会通过政审，让我放心大胆的参加考试，1978年高考5门课程我一共考了400分，平均分比1977年略低两分，那一年是高考成绩公布后填志愿，我一共填了7个志愿。都是成都工学院举办的师资班，当然第一志愿是数学师资班。毕老师从我报名开始到参加考试到成绩公布后填写志愿，给予了全程的关注，他说他这一次一定要尽全力从省招办中得到我的档案，让成都工学院能录取我，当然因为改变了政审标准我没有被政审所卡住，档案顺利的投到了成都工学院，但在是否录取我到数学师资班产生了一些小插曲，因为当年我的数学单科成绩不是特别的好，数学系去招生的老师不太愿意录取我到数学师资班，毕老师苦口婆心的向他讲述了我在成都七中数学学习的高材生情况，最终我得愿以偿的被数学师资班录取。毕老师在录取我进入大学上。花费了很多精力，所以我说他是我在青年时代遇到的又一位贵人，还是那句话贵人可遇而不可求，我为在青年时代能够遇上像毕老师这样的贵人感到欣慰。
其实我说毕老师是我在青年时代遇到的一位贵人，远不只是录取我进入成都工学院这件事，我一进入成都工学院，就受到党委学生工作部的关注，作为部长的毕老师在业务学习学生社会工作等方面都很关心我的情况，当然我也积极努力的在成都工学院学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辜负毕老师的期望。1978年12月成都工学院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七七级是以高等数学为主，七八级是以初等数学为主，我在那次竞赛中以满分100分的成绩取得了全校第一名，题目其实是很难的，及格者只有两名，除了我这个第一名是满分外，另一位及格者也就是第二名成绩刚刚及格，参加数学竞赛的几百名同学绝大多数都没有及格，当然这个满分的成绩让数学系的老师们十分惊讶也有点尴尬，不过好在我也是数学系的学生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我当时觉得至少没有辜负毕老师在录取我时向数学系老师的大力推荐，让数学系的老师也了解到毕老师向他们所说的确实是我在成都七中学习初等数学的实际情况。
我在成都科技大学4年的学习中 其实还有一个让人很窘迫的问题，那就是我的经济状况。我和我的爱人两人都是二级工，一个月工资收入70多元，一对双胞胎白天各请了一位婆婆照顾，婆婆们已经很体谅我的情况了，带娃娃还包括一日三餐一个月仅收我20元人民币，两个娃娃就花掉了40元钱，余下的30元多一点，要安排我们的生活确实有些困难。更为麻烦的是如果两位婆婆中有哪一位哪天偶然有点事不能来接娃娃，那一天对我就是很难堪的了，曾经发生过数次我背着孩子到课堂上听先生讲课的情况，当然这在当时的成都科技大学也传为一段佳话，老师们都为77、78级同学有如此刻苦学习的精神而感叹。如果我不是带薪学习，是完全可以享受学生的助学金补助的，当年国家的政策是对带薪学习的学生不能申请助学金补助。毕老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向学校党要作了汇报，在党委的支持和同意一下，他协调了学校好几个部门让我为这些部门以灵活工作的形式争取到一些收入，这在当时确有聊补无米之炊的味道。
所有这些，都是毕老师这个贵人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当然是铭记在心的，但是从他那个方面来讲，他又把这些事看成是他作为学生工作部部长的正常工作，关心一个学生特别是很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学好科学知识那是是他学生工作部份内的工作，当然严格的说呢也确实如此。毕老师作为贵人为我做的又一件事，是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仗义执言，毕老师始终认为像我这样学业优秀的学生应该留校为学校服务，他其实还没有给我交换意见就开始了与各方面的沟通，没有想到最反对我留校的是培养我成才的数学系，数学系对外表态许仁忠留校可以但数学系不留他，为此毕老师和数学系管学生的副书记把我的分配问题扯到了党委那里，他们两人争吵得甚至在党委副书记面前拍桌子，学校党委没有对我的具体分配表态，但强调我的分配一定要慎重对待学以致用。当然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使我真的从内心感到有点对不起我的贵人其实也是恩人的毕老师，因为从班上的分配计划一下来我就希望到四川财经学院去，我知道留校不是我的最好出路，特别是数学系又如此坚决的反对，在他们双方扯得剑拔弩张的时候，我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一个合适的地点讲了一番比较合适的话，表明了我不想留校的态度，但希望学校分配我去四川财经学院。这种解决方法数学系当然是没有意见的，当即满足了我去四川财经学院的愿望，而我唯一感到对不起的是一直关心我鼓励我支持我的贵人毕老师。
文字记叙到这里，我自己就感到有些混乱了，因为记载了毕老师和吴伯贤，我与他们的交往时间的跨度都比较长，所以时间上显得有点乱了，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应该记载的是1978年，从个人来讲那一年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并顺利进入大学，其实从整个大的国家形势来讲，1978年也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一年。前面已经说到四人帮粉碎后，出现了两个凡是，这两个凡是要坚持的是什么呢？那不外乎是两条：一条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另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国家如果继续沿着这两条坚持走下去，实质上就是十年浩劫的继续，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了，是需要拨乱反正了。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号角，其实需要直白的事很简单：伟人再伟大他也是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只要是人就不会是绝对的永远正确，需要确定正确性的是实践，真理是用实践来检验的，两个凡是显然是不正确的。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念后，1978年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国际上，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确定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就是在这次访问美国的回国途中，邓先生讲下了那段特别实际但确实是高瞻远瞩的话：“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展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风采，更为中国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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