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在四川财经学院的工作，是分配给教研室唯一的教授吳怀先生做助教，学生是会计系1982学生，那一年吴怀先生已经年高74岁，仍在第一线给学生讲述经济数学，吴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思维清晰表达流畅，他讲的课学生都十分喜欢听。我的工作除了批改学生作业外，主要是给学生上习题课，应该说当年作为助教我所讲授的习题课与吴怀教授的课堂讲授配合得恰到好处，学生反应也很好。吳怀先生在第一学期课程即将完成的时候，向学校提出了退休的要求，他向校领导说他已经74岁高龄了，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是因为缺乏上课的老师，他说他其实早就该休息了，他向学校和教研室推荐了由我来接替他做会计1982级的主讲老师，他说以他的观察和向同学们的了解，我是完全可以胜任主讲教师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做了半年的助教便提前转成了主讲教师。说吴怀先生是我的贵人这件不太大的事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得知我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财经科学》上发表了关于模糊数学在商业管理上的应用论文后，便带我到他的大学同学四川大学数学教授蒲保明先生的家中拜访了蒲先生。
蒲保明先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曾任四川大学数学系主任和数学研究所所长，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蒲先生是全国模糊数学学会理事长，吴先生向蒲教授引见了我，向蒲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他给蒲教授讲在经济数学教学上他是我的导师，他希望蒲先生作为我在模糊数学研究上的导师，良好的同学关系当然蒲教授是一口答应了，并且把他的弟子后来的四川大学校长刘应明教授介绍给我认识，这为我后来在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上的应用研究上的发展起到了极好的帮助。后来我在主编数套《经济数学》教材时，吴怀先生以近80岁的高龄担任了这些教材的主审，为教材的出版增色不少，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让我得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上有了不少相应的发展和成果。
20世纪80年代是让人快乐和欢愉的。先交代下小我也就是我个人的愉悦：分配到了四川财经学院不到两年的时间经济上就有了彻底的改观，特别是1983年为省商业厅省供销社办的电大班做数学辅导老师后，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是相当好了。教学上教学效果得到学生好评，并主编了数套经济数学教材，科研上相继发表了数篇论文后，接受和完成了两个国家级项目，一个是货币必要量的研究，一个是保险总准备金的适度规模。经济宽裕了工作上又有了成就，自然是快乐和欢愉了啰。
当年更让人高兴和欢愉的是人们思想的解放，刚刚冲破思想禁锢的人们，无拘无束的思维着他们所想思维的事情，也讲着他们想讲的话，做着他们想做的事。 也是在80年代中，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提到日程上来，很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已经走到尽头，计划经济的机制作为上层建筑不仅束缚了甚至扼杀了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在农村中打破计划经济框架实行包产到户让几亿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并保证了城市商品粮的供应，经济将会停滞甚至崩溃，数亿人的吃饭都是问题，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因为有农村联产承包制成功的经验，城市中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工厂也走上了承包的道路，当年盛传的“一包就灵”确实见效，继农村中各类供应城市的主副食品逐渐丰富起来后，很多轻工业产品也慢慢多起来了。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因为承包机制给了劳动者也就是承包人看得见摸得着得得到的实际利益，他们发挥出来的积极性让产品质量提高了数量增多了，计划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凭票证供应正在逐步的退出经济舞台。
但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承包”问题，多年计划经济造成的桎梏最核心的是扭曲了的价格关系，将近三十年来价格不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要想理顺经济关系让经济机制逐步走上市场化，价格放不放开如何放开怎样放开是个关键，它其实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80年代国人虽然生活得很自由愉快，但价格始终没有被放开，它在1984和1988年出现的两次搶购风潮中夭折与无疾而终，其实夭折与无疾而终这两个词都不准确，因为价格放开的改革方案一直在研究中讨论中并没有面市，说它是胎死腹中也许还更准确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80年代是让国人十分幸福愉快自由高兴的年代，各类主副食品和轻工业产品不再匮乏，更为重要的是填饱了肚子的国人精神上的各种追求似乎也得到了满足。我的文字肯定描述不好当年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我想摘录一篇文章其实是想转载这篇文章，但它太长文字虽多但确实把当年描述得十分精彩，本来转载最好但又涉及到知识产权，左思右想还是把它摘录吧：
“昨晚，崔健开启了首场线上演唱会……。崔健的音乐，也一下子把我拉回那个令人怀念的80年代。
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欣欣向荣，一切都是自由勇敢，一切都是热血激情，一切都是痛快淋漓，一切都是以梦为马，一切都是至真至性。
“崔健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所有观众都傻掉了。因为从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这首歌叫《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这个概念。此前，中国歌曲没有“我”，最多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官方代表愤然离席，朝演唱会负责人训斥：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爆发，高声大吼，“牛逼！牛逼！”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
那是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很快，《一无所有》传到美国，陈丹青站在街上听完，已是热泪盈眶。乐评人金兆钧将歌转录成磁带，放给朋友听。磁带音质太毛，听不清歌词。金兆钧把歌词抄下，朋友读几行后，突然泣不成声。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他妈透了！
翌年，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个“我”。专辑仅在四川就订出40万盘，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演唱会中场休息期间，一位老派笑星轻蔑笑道：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观众说：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那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不久后，崔健巡演到西安。一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看完演唱会，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学，放弃当会计，考上艺术学院。后来，她改名闫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演了一个爱说“我滴个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艺人，舞马长枪，果决勇敢。
“陈丹青曾经说，80年代是兴奋和骚动的十年。
1984年的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邀请了北岛、顾城、叶文福等著名诗人。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
那时候的著名诗人，相当于时代巨星，走到哪儿都是万人拥簇。北岛、顾城一上台，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
那时候的青年，无论男女，尽皆生猛。在北京大学，3000多座位的礼堂，每次开诗歌朗诵会，都坐得满满当当。诗人海子、西川、骆一禾，被称为“北大三剑客”，每次出场，门里门外挤得密不通风。所以人的脸，都因为缺氧，红得像个猴屁股。诗人边朗诵，边把诗稿往台下撒。万众瞩目的校花，就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两大报纸联合，举办全国诗歌大展。此时，全国诗社2000多家，诗歌流派88个，数万诗人发出响应。每一位诗人都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如潮水蔓延，趋于白热化。
也就是这一年，诗人海子先后远走甘肃、青海、西藏和内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后，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说。小说讲的是：摆脱社会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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