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7)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80年代的文学思潮，诗歌盛极一时，小说也盛极一时。

1981年，《中国青年报》发行量500万份。26岁的马未都，就因为在上头发表了小说《今夜月儿圆》，平地一声雷，从小学四年级辍学的小青年，逆袭成全国最知名大作家。

一炮而红后，马未都打开家门，邮局拉来整卡车的读者来信。《青年文学》发话，你来杂志社当编辑吧，工资60块。这待遇，相当于今天底层码农，瞬间晋升阿里P8。

1986年，有天同事告诉马未都，有个叫王朔的小孩想见他。

那年王朔还是个愣头青，羞涩腼腆，说话脸红，把自己写的《橡皮人》递给马未都。马未都翻开，开头第一句写的是：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

马未都眼前一亮，翻了几页，发现特好。给主编，主编特不喜欢这句开头，红笔一杠，删掉。后来杂志到印刷厂付印，马未都顶着被开除的风险，把这句话又加上。

《橡皮人》发表后，王朔红遍全国。那时候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到王朔这儿，没门。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按印数拿钱，按码洋的10%走。结果这套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那时候的杂志社慧眼识珠，不仅发掘王朔，还淘出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等大批好作家。

莫言曾是山东高密的一个农民，小学五年级辍学，放牛十年。唯一的正式工作，是给弹棉花工人打下手。八十年代初，他开始写作，坐在灶口，一边用拨火棍通灶，一边在膝盖上写小说。后来谁也没想到，这个放牛娃，日后却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余华之前是一名牙医，在南方海盐小镇，撑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在桌上一字排开，每天握钳拨牙八小时。这样干了五年，观看了上万张病人的嘴巴，他认为那是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于是开始动笔写小说。1983年11月，余华接到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请他去北京修改小说。他欣然前往，回来后，县里官员登门拜访，说：你是一个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馆报道吧。

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勇气与出格，会得到鼓励和赞赏。向上的通道，对所有人打开。底层也可以逆袭，放牛娃也有春天，牙医也能成为大师。理想和才华，是所有年轻人的登云梯。

“读库老六曾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西方电影《教父》《罗马假日》等引进国内，勾起一代人的电影梦。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四人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投产《一个和八个》。四人剃了光头，风风火火赶往拍摄地，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电影担任摄影的是张艺谋，此前在纺织厂当搬运工，为能买一台“海鸥”相机，卖了好几次血。《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张艺谋正式出道。不久后，广影看中剧本《黄土地》，摄影敲定张艺谋。导演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强烈推荐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人是来了，可出了新问题，《黄土地》因题材敏感，面临夭折。陈凯歌为了片子能继续拍，跑到领导面前，掏心掏肺求了一通，听哭了一屋子的人。最后换来一辆面包车，35万经费。这年，《黄土地》在冬天开拍，零下20度的北风中，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穿一双绿胶鞋，袜子都没有，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对鞋说：你跟我不容易，现在电影拍完了，你就留这吧。

1987年春天，导演吴天明拍摄《老井》，问张艺谋敢不敢演男一号。从没学过表演的张艺谋，喉咙紧了紧，说：你不怕砸，我就敢试。

拍摄时，张艺谋连续工作十几小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把自己手表调快半小时，让自己更紧迫。为了在外形上更像农民，穿上大腰裤，挑水、背石板、打猪食槽，每天光着膀子晒太阳，往脸上搓沙子，将皮肤弄粗糙。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结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进医院。

后来，吴天明提拔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吴天明就反问：一个肯为理想拿命拼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1988年，张艺谋的另一位同学田壮壮，开拍《特别手术室》。这是中国首部以未婚先孕为题材的影片，在当时话题敏感，极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劝田壮壮放弃，田壮壮说：宁拍禁片，不拍烂片。后来，这部电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中国正经历一切，却正是那里而来。

“学者陈平原，曾用十二个字，概括整个80年代：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那年头，最偏远的小城路边书摊，摆的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失眠。那年头，一个文弱寒酸的男老师，可以靠跋山涉水采集民歌，赢得广泛尊重，让校花下嫁给他。

胡同口，四个大学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那年头，大家都一样，不谈钱、权，只看谁活得更潇洒，谁更有姿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更是谁都不鸟，富有胆气和勇敢，敏锐锋利、口诛笔伐。

某次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诺大的会场，愣是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

还有某次大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写道：今天是世界戒烟日，请不要抽烟。

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一位摄影师无法取景，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取道：《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

那年头，年轻人轰轰烈烈，天雷地火地恋爱。青春像一场大雨，暴雨如注，没有人准备雨具，也没有人准备蓄水池。全班男生可以为了给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老师，买一副隐形眼镜，就去组织俱乐部去卖酸奶。女生可以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分给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华有一个东操场，校园歌手常聚。每周五，有北师大、北外、中戏，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学生，前来茬琴，输的当场把自己手里的吉他，砸得稀烂。北大有一个东草坪，夏天常有十几拨人，弹琴唱歌，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的多，谁就最牛。较起劲来，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谁最后唱鳖。

1988年，高晓松大学时成立乐队，取名青铜器。没有经费，乐器超烂。吉他手戴涛在北邮的女友，就发动宿舍全体女生，捐助400块，给他们买了套拿得出手牛逼大音响。那时候，女孩都是“法国贵妇”，专门“包养”文艺青年的理想。后来高晓松说：那时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简单温暖。今天的年轻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个好处，大家都不喜欢掉入窠臼的规则，都以规则为耻。作家格非曾在华东师大当讲师，站台上说：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老师，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格非说：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学生当场脸就红了。

在那时候，迷恋一切制度，是一件很羞耻的事。80年代末，高晓松被人问：你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高晓松反问：我看起来，气质很庸俗吗？第二年，他从清华退学。

“这次崔健的演唱会，让我再次想起老六说的：闪开，让我歌颂80年代。

我为什么歌颂那个年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充满着热血勇敢，像一瓶打开的汽水，气息涌动；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充满自由思考，证明了任何封印，都禁锢不了思想；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充满着包容，就像崔健在演唱会说的那样，只要音乐响起，就会让人感觉宽容。

因为那个年代的人还有梦想，还有理想主义，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生猛，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叛逆。

其实，崔健至今仍然代表着那个年代，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精英们，曾拥有并持存的警醒、思考、骄傲、力量、顿悟、坚持、勇气、豪情。

崔健那一代人的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要说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太短暂了，没过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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