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88)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80年代我都是在西南财经大学度过的,校内校外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不少朋友都是我在社会大学中的老师,除了前面记叙的我在西南财大的贵人吳怀教授外,也再回忆记录一些友人吧,他们中有老师、有领导还有校外的工厂厂长。

先说一位老师吧,他叫杨成纲,当年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老师也是我的邻居,想要记叙的实际上是与他的一面之缘,多年之后我与他谈起这个一面之缘时,他显得很茫然和平淡说明此事在他的经历中是小事一桩,而这一面之缘对我来讲确实十分重要,他实际上给我上了西方经济学极好的一堂导论课。应该是1984年暑假,我到北京转车去河北承德参加人民银行货币司与金融研究所召开的学术会议,因为到四川财经学院不久还是助教,坐飞机需要申请于是坐的特快列车卧铺,那个时候即便是特快列车去北京也需要30多个小时,头天晚上上车要第3天的凌晨才能到北京,中间有一个整白天是在列车上,就是在这趟列车上邂逅了杨成纲老师,实际上是他在经过我的卧铺车厢时看见了我,于是我们就在那个白天在列车上做了很深入的交流。

说是交流其实是杨老师在给我上西方经济学的导论,我那时到四川财经学院不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逍遥派时读了那本《简明政治经济学》,而当年四川财经学院各个专业的课程都是围绕着计划经济设置的,他的基础课是计划经济学,而更基础一点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我读的那本书对我在四川财经学院进行教学和科研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作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西方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和方法逐渐的被引入国内学界,我首先接触到的是计量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需有些耳闻却了解不深,杨老师在西方经济学上显然已进行了相当的学习和研究,他是位十分健谈的人,所以那一天在列车上几乎都是他在给我讲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

看得出来杨老师对凯恩斯主义是十分的信仰和推崇的,对我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门外汉,他几乎是从启蒙开始给我讲述了凯恩斯主义,他首先给我介绍了凯恩斯在1936完成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然后给我详细讲解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具体的做法是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消费从而刺激经济维持繁荣。杨老师特别形象的给我讲到了他所理解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运行模式,他用自己的语言说消费刺激起来了,需求增加了就会刺激生产发展,生产发展了就业的岗位就会增多薪酬也会上涨,人们手中有了更多的货币,必然会再次扩大和刺激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杨老师认为这是他所接触到的最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运行模式,当然,与此同时杨老师也给我介绍了一些经济学的其他流派。

杨老师那一天在列车上对我讲授的西方经济学的这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对我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作用,因为伴随着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的逐步退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西南财经大学各个专业的课程方向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学被市场经济学所取代,而新颖的西方经济学也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起作为了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1984年暑假在赴北京的列车上杨成纲老师那几乎一整天与我的交谈,对于我后来学习和关注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西方经济学起到了很积极和良好的促进作用。社会大学的老师是无所不在的,与杨成纲老师在列车上的一面之缘让他成为我当之无愧的老师,让我在西南财经大学日后的教学科研以及后来的下海经济事务得到很大的补益。

说到社会大学的老师,当年在西南财经大学校外。还认识了一位李姓的工厂厂长,他是第一位教我如何运用资金的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老师,他就是德阳市罗江印刷厂的李厂长。从1986年开始,我就开始主编各类经济数学教材,因为数学教材在当年活字排版的条件下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罗江印刷厂成了我出版教材的定点厂,刚开始是由出版教材的比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把教材发到罗江印刷厂印刷,我们作者为了抓紧时间到罗江印刷厂去三校,一来二去就与工厂的李厂长成了朋友。后来我开始自己在出版社购买书号出版各类教材,这样印刷发行的成本都是自己在承担了,自然期望有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利润,在与李厂长的交流中,他跟我讲到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基本事实,就是印刷的成本中很大的一块是纸张,纸张的价格在每年都有旺季和淡季的差异,这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他告诉我如果能给他预付一笔印刷费,让他提前在淡季的时候购买纸张,那他跟我报出的印张价格会是特别优惠的,在经过深入的交流和仔细的研究之后,我为第二年暑假要印刷的教材预付了5万元的费用,厂家也给了我极好的结算价格,运作下来按这个方法操作的那一批书所获取到的利润是很可观的。

这位李厂长让我这个大学教书先生首次近距离接近了市场,特别是市场材料的价格,同时间接的告诉了我资金运作很重要的一些方法和手段,他没有向我进行任何课堂上的说教,他只是用实际中经济管理的运作方法,从过程和结果的角度让我最终明白了很多客观经济活动的道理,这对于后来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我为一些民营公司管理企业,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我自己办了公司,这些早些年从李厂长那个地方学到的一些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对于替别人管理公司和自己经营公司都起到了很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说社会这所大学中,能够教给你真正有用的知识对老师还是大有其在的。

还想记叙的一位友人其实令我十分忐忑,一直徘徊要不要写,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位领导,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担任了二十多年副校长的庞皓教授,我最终还是决定动笔了,因为我回忆了与庞皓先生的交往过程,其实我和他有较多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副校长了,但当年的很多交往中更多的是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情,很少涉及到他这个领导的身份,我想既然是这样那不如就以本来面目记叙一下我与他作为学术和工作上的朋友的交住吧。

虽然进入四川财经学院时就认识了庞皓先生,但最初几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从1985年经济信息系成立后,他兼了我们的系主任才开始有点往来。大约是1985年上半年的一天吧,他突然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够其实是问愿不愿意去负责组建一下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我点头了,因为这是一个学术组织机构我自然也感兴趣,于是我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奔走于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特别是两个政府部门四川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与四川省经济信息预测中心,在重点协调好这两个政府部门其实也主要就是负责这两个部门的二位人大研究生同学的意见后,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在1985年底成立了。对这个事庞浩教授对我评价颇高,因为在这之前也曾有老师进行过这个事情,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最终没有成功,至于我呢主要是应用了一下我曾经在行政机关部门工作了七八年的经验和积累而已。

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成立之后,我与庞先生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其实也主要是工作上的事,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数量经济学都有浓厚的兴趣,都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真正做一些对数量经济学科发展有促进作用的事。具体工作是学会每年要召开一次年会,庞先生极怕它变成行政例会,我自然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每年的年会对我这个当时的学会执行副秘书长工作要求和压力就大了,以学术研究为主的信念使我们的几届年会都开得比较理想和成功。因为交往比较多了,学校就有了一些传言,说我和庞先生关系特殊私交甚好,特别是我那两个双胞胎孩子的母亲为了照顾生病的我被调入西南财经大学后,这种流言就更多了,其实在孩子的母亲调入西南财经大学这个事上,庞皓教授作为校领导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是当时的党委副书记甘本佑教授在很多场所大声疾呼,最终人事部门才突破了当时西南财经大学调入员工的一些规定,把孩子的母亲调进了西南财经大学。

(未完待续)


1 2 3 4 5 15 16 17 18
Total Page Visits: 490 - Today Page Visits: 2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