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进入21世纪一桩最大的事情就是经过多年的谈判，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带来了20多年中国经济的真正繁荣，应该说中国经济真正的飞跃发展是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了国际经济大家庭息息相关的。如果说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我们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迈入了市场经济，但当时能够解决的仅仅是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离国富民强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的真正强大人民的真正富裕是在进入21世纪后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的两个十年中逐步迈开步子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就是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大增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出口产品成倍增长，我们成了世界大工厂，出口激增让外贸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儲备，国家的实力因为有钱增强了，与此同时世界大工厂使就业当然也就是收入也大幅增长，老百姓也逐渐富裕起来了。二是大量的外资因为我们开放力度的加强被引进了国内，海外大企业纷纷到中国来投资建厂办企业，这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因为按照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外商投资的外汇以及他们在中国国内生产产品的出口所换回来的外汇，进入中国后都要结汇成人民币，当然外商投资工厂也为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关键的是与美国的谈判，上一个世纪末与美国谈判的成功使我们得以顺利的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让我们赢得了21世纪前两个十年的经济发展，这个客观事实印证了邓小平先生在上个世纪即将进入改革开放的后两个十年之际讲的一段至理名言：“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他的至理名言需要我们坚持。
现在有一种忽视我们入世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后得到迅速发展机会的看法，认为进入21世纪后前两个十年的发展与这二十年的全球化无关，这种无知和无视现实的观点不敢苟同。回顾共和国七十年来的经济状况，前三十年就不用说了，计划经济特别是政治运动的折腾使得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数亿人的温饱得不到解决，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虽然解决了国人的温饱问题，但距国富民强差距还很大。正是新千年的前二十年，我们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在经济全球化中有了自己的一杯羹，国家才逐渐富强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包也逐渐鼓起来了，事实证明只有开放式的经济才是正途。
40多年前邓先生就强调了与美国搞好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与美国无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还是社会制度都不同，但这不应该影响到我们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中闷声发大财。其实纵观美国，他好像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有一点是可以基本肯定的，就是他对别国的领土没有奢望，从来没有想过把别人的领土摄为己有，其实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比如与美国毗邻的墨西哥，是哭着喊着想要加入美国，但美国的一贯态度是坚决拒绝。美国的这种基本的状态，决定了他与我们不应该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他既然不想占领你的领土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小平先生指引的与美国搞好关系的方向，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富裕起来。恰恰与我们毗邻的其他国家，近两三百年来已经掠夺了我们很多国土，以他的野心只要今后还有机会还会掠夺我们的国土，对这种经常觊觎别人国土的邻居，我们倒要小心一点为好，警惕些总不是坏事。
还有一种谬论是我们人口众多是最大的市场，应该肥水不外流，不要让别人来赚了我们的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闭关锁国的论调，这种论调在近200多年的历史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让中国和国人沦入万刼不复。且不说满清百余年内的闭关锁国所带来的恶果，就是新中国建立的前三十年中，以及我们确定要改革开放的上一个世纪后二十年中，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时国民经济发展总是很艰难很困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二十年来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强劲有力的事实说明了只有开放再开放才能让中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我已经全身心的回到西南财经大学执掌教鞭，为了结束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下海经商的生意，我足足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这之中主要是处理与外部的债权债务，应该说处理的结果是很良好很令人满意的。首先是债务，本着足额清偿完所有的负债的原则，我用现金偿还了所有的债务，特别是银行借款，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我已经决定全身心的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做教授，我就不愿意还存在外部没有清偿的债务来打搅我的教学生活的清静。至于债权最终处理的结果相对还是令人满意的，说明在几年的生意交往中，我所结交的合作伙伴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将近百万的债权成了坏账，也就是说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的具体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情有所源的，这部分坏账在几年的经营所获盈利中所占的份额还是相对合适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我能够接受的。
回头来看看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做了哪些可以值得回忆的事呢？剔掉常规性的比较琐碎的事情外，觉得有四桩事情可以值得记叙一下。第一桩事情是我在接手西南财经大学通识课程《科学技术史》后在教学和科研上的一些感悟。当年在西南财经大学通识教育改革中，我以接近退休的年龄去接手自然科学系列通识课程的开发与教学，与其说是当年在客观上学校愿意承担这类课程的老师几乎没有，还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一些天性促使我比较主动的去接受了这类课程，而在《科学技术史》课程的开发和教学上最后个人所收获到的很多果实，正好说明了我这种喜欢新事物喜欢挑战性工作的的天性，它最终是会使人在方方面面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科学技术史》在教学和科研中，始终有一个问题成为它的重点和核心，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在没有接触到《科学技术史》的教学和科研之前，这好像对很多人来讲不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欧洲，至于它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方欧洲而不是东方亚洲特别是中国多数人是很少去思考它的，但如果要把它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了。
从历史的角度，回答李约瑟之问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阶段。一个是在大约西方科学和工业革命发生的两千年前，当时的东西方都有一个璀璨的文明中心，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古代中国，这两个东西方文明中心在当时都出现了很多圣人先哲，比方说古希腊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中国的孔子庄子墨子孟子等。差距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是大自然，他们在探讨大自然的构成，在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这种探讨和探索最终必将形成富有逻辑哲理的思想和思维方法，欧几里德那部《几何原本》便充分的展示了古希腊先哲们丰采。而中国的圣人们雕琢的对象是人，他们在研究人的伦理道德以及人应该被这种伦理道德制约的行为方式，自白的说就是治人与治于人一整套理论，四书五经中充滯着大量的关于人的种种说教。
差距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这是一个是研究物还是研究人的差距。古希腊圣贤们专注于对外部大自然客观世界的观察与研究，以及这种观察与研必须要形成逻辑思维方法，对物质世界的研究扩大了以古希腊人为代表的西方人们的眼界，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大自然物质世界让西方人树立起了观察客观世界发现客观世畀运行规律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而专注于对人自身研究的东方圣人们，提出了很多旨在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纲常，这些纲常也就是所谓的规矩让东方人越来越善于制约自己，越来越尽力的把自己改造为“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问题的起点和方法，无疑对后来东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或者制约作用，使得两者在科学革命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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