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的“大学”(194)

（续）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品酒归品酒，其实我们这个《科学技术史》课程组在通识课程的教学中，效果是相当好的。四川大学的两位老先生自不用说，几十年科学技术史教学科研的功力，让他们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中游刃有余，四川省社科院䢷位学者，年龄和我相当，但在科学技术史研究上颇有造诣，性格的因素使他在教学中经常进入角色声情并茂的向学生演绎几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我们校内的几位也不逊色，严格的说在科学技术史专业的上，我是课程组中是最年轻的，但因为我的理工科专业的背景，也使我所讲授的科学技术史有着自我的特色，那就是在历史的回顾和讲述中，因为我对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自然科学知识的专业背景，特别是数学专业因为我对知识的专业性，讲授起来让学生感到另有一番易于进入角色的特色。

比如讲授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第五公设因为他的冗长以及不像其他公设那样简单明了，从而引发了将近2000年中无数优秀的数学爱好者乃至数学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想把第五公设由公理降为定理，虽然最终结果是无功而返，但它最后从否定第五公设出发从而引发了非欧几何的诞生。这一段将近2000年的历史史实，在我的讲授中把历史和几何问题本身紧密结合，让学生从欧几里德几何逻辑的严密性和非欧几何创意性，从两种几何的知识层面更深刻的领悟到了在科学技术历史中偶然和必然的那种辩证法，这种情况在讲授费尔马大定理时也出现了，从而使同学们感到学习效果很好。

还想记叙几位很有意思的装修工人。当年的一大批装修工人，其实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当然也是朋友，这种朋友关系超越了当时应该有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记得当初在贴建在屋顶上房子的外墙砖时，因为需要贴砖的地方面积过于零碎，如果完全按照面积来计价，工人们有点亏，但完全按点工来做也会有些问题，结果是师傅们主动提出，比如这间房子，像承包一样的把外墙全部贴完，他们提出一个可供讨论的费用，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都可以接受的费用。还有就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一组搬运工，一位姓黄的领头师傅，我所需要的各种建筑材料都是由他来搬运的，这个事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大可能，我那些房子都是在高层有的就在顶楼，没有电梯师傅们就是这样背着扛着把大量的墙砖水泥河沙瓷砖搬上了楼。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两位工人，一位泥工是我的家门也姓许，我的很多房屋都是由他们两夫妇一间一间的砌墙隔断出来的，因为做活动的时间长了，大家也要聊天说说家务，我才了解到他们的一桩难事。当年在三环路内外的城乡结合部，按照当时的基础教育政策已经可以接纳农民工子女读小学了，但当时有一个前提是你这个农民工必须要在一个单位或者公司打工，孩子报名读书时需要单位和公司出具证明，否则就要交好几千块钱的建校费。许姓工人两夫妇常年都是自由打工，从没有在哪个公司待过，所以也没有这种证明，眼看着报名日期一天天临近，他们也很是焦急。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就很简单了，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很快就给他们办好了相应的各种手续，然后让他们拿着这些手续去找居住地里街道办事处让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样也为他们省下了几千块钱的建校费。

还有一位电工，他除了做了我很多房屋的水电设施外，我有一处房屋需要在搭建的砖墙上盖顶，在他的建议下，这项工作实际上是由他和我两个人一间一间房子完成的，当然他是主力我给他打下手，他很理解人的告诉我，你这些房子又不是急着要用，用不着请很多人来同时做，就一间一间的让我和他一起把屋顶盖上就行了。盖顶这项工作因为要在单层彩钢板上打专用的螺丝钉，他的电工特长似乎也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人比较年轻，后来就有了异想天开的想法，屋顶盖完之后需要贴房间的地砖了，他居然跟我说他也能胜任，我半信半疑的答应了他，确实隔行如隔山，他确实也能做泥工的铺地砖的工作，但工作效率出奇的慢，贴地砖都是按平方计价的，照他这种做法收入就很成问题了，面对现实他自己也很尴尬，我便主动给了他一些补贴让他不在承担铺地砖的工作。

我2009年9月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退休后有十年之长的时间，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原因，我居然在民办高等院校还工作了十年。最初是去上上课，适当的调节一下身心，没有想到后来发生了一些突然的变故， 使我从担任四川天一学院院长开始，先后担任了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很深入的浸入了民办高等院校的办学之中，当然也让我有机会很深刻的了解了中国民办高等院校的机制和运行，十年的时间其实也不算短了，我在公办院校西南财经大学也没有呆到三十年之久，而在民办高职院校的时间居然占了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时间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一些。这十年民办高校的工作应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但同时也很充实，弥补了一般情况下老年人退休之后易于出现的某些身体和心灵上的空白。

这十年中国人都目赌和经历了房价的疯涨，当然我也在其中，虽然从节点上来讲我似乎还操作的比较好，但这不能影响我对房价疯涨的诟病，当到今天方方面面都为高企的房价骑虎难下的时候，其实是很需要认真回头来总结分析一下的。房价疯涨的祸根其实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就埋下了，那就是在“经营城市”的旗号其实是愰子之下，地方政府开始了土地财政，具体表现就是土地的拍卖。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土地财政所带来的问题还基本上没有显现出来，很重要的原因一是地方政府还处于土地财政的初始阶段力度还不是很大，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房地产产业还有很多中小企业，这使得土地集中拍卖还没有加速地促进房价的疯涨，所以当时看来情况还比较正常。进入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政府已经充分尝到了土地财政的甜头，相应的工具比如各地的城投公司也准备就绪，而这时的房地产产业因为诸多的原因中小企业已经退出了舞台，能够运行的要么是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或者是民营上市公司。在推高房价对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共同利益的驱使之下，一个很默契的合作形成了，再加之金融机构的掺和与中国老百姓传统的买地置房理财观念，于是在这一个十年中，国人便经历了至少两轮的房价疯漲。

两次疯涨之后的房价是在相当的高位了，这实际上使方方面面都面临尴尬的局面。房价肯定不能再推高了，现在已经是泡沫成堆了，而且事实上也推不高了，现在国人购房意愿大大降低，房价事实上面临着逐步走低的局面，正是这种局面使各方面都很尴尬，所以都想把房价稳住不然它跌。房价如果要跌特别是大幅度的跌是各方面不能承受之重，首先是政府土地财政没有了根基，土地拍卖不出去，就不简单的是有没有收入的问题了，多年的土地财政使政府主持的城投公司其实有相当大的负债，当然他们也有很多资产主要是土地，如果房价往下跌这些等待拍卖的土地资产的价值也就下降了，这是城投公司其实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金融机构也不能让房价下跌，房价下跌断供增多，它的不良资产增大。这绝不是一个好事情。房地产开发企业自不用说，房价下跌意味着他收入减少利润降低，特别是资金和资产的流动性降低，状况不好的房地产企业有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至于购房的老百姓，特别是把购房作为投资理财的国人，房价下跌就意味着他们的资产缩水，这当然不是好事。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表面上看来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乃至中国老百姓都该挨点板子，但坦言之这个责任是该由政府来承担的，政府不仅没有掌控好房地产地发展局面，还为了把城市建设的更高大上更美好，一届一届的政府官员对土地财政是青唻有加，土地财政是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至于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和国人都是在政府的土地拍卖指挥棒下加入了推高房价的行列，面对目前十分不景气的房地产开发，政府应当拿出搞土地拍卖的勇气和魄力，主动承担责任把方方面面带出这个尴尬的境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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