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接下来要记叙的“琐事”有点自嗨的味道，也就是有点自我表扬自己，不过我想已经年过古稀，即便有点自我表扬甚至有点自我吹嘘的味道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老年人嘛多听点好听的还是有好处的，即便是自我表扬自我吹嘘的自嗨。这些事有大有小，有对有错，有得意之作，也有唏嘘之事，有年轻时激动之为，也有年长后的慎重行事，算是对几十年过往作为的美好回忆吧。
在记叙具体的事情之前，想对自我作一个自描与自评：如同有不少友人在看了我的回忆录文字后，还是谬赞我是一个能干人，自我审视了走过的几十年后，我也不否定这个说法，从做事的角度我确实可以算做一个能干人，我所经历我所完成的很多事情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上来讲，确实能够展示我能干的一面。但是想要强调指出的是，自己认为我的这种能干是相当局部性的或者说是微观上的，我确实能够把一桩很具体的事情尽量的做得很完美很好，有的时候这种好和完美的程度让我自己都很惊讶，但自我审视和评价自己，我认为我不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当然首先就是我没有做大事的志向和愿望，也就是说我的目光还是很短浅的，碌碌而为没有想过去做有高远志向的事。
说自己是一个不能做大事的人，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还是在有些时候处于能做大事的阶段和位置上，但即便是在能做大事的位置上，我思维和行为的侧重点还是放在把一个具体的事情做好做完美的角度上，因为我的兴趣就在于喜欢做具体事。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下海，也办了公司当了老板，应该说是在一个可以做并且能够做大事的位置上了，但我津津乐道的仍然是一些具体事情，至于是不是要让公司有发展好像没有深入想过，当然有一个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挣点钱实现多方面的财务自由。
特别是我在民办高校工作那十年，前后担任了三个学院的院长，道理上说这些学校该如何办怎样发展这些大事应该是我当院长的考虑的，我也确实去考虑了去做了，但更多的精力和心思还是放在很多看起来比较具体的事情上，比如如何更好的去维护教职员工与学生的基本利益，再具体点就是如何给教职员工涨工资，如何让学生在学校中尽量费用少点知识和技能多学点。尽管我也思考和身体力行了让学生“学什么”“怎样学”的大问题，但这些大问题最终也是落脚在系部办学的具体事务中。
当然在操作一项很具体的事情时，我的个人魄力和才干确实会得到很好的展示，这种魄力和才干会表现在两个问题上，首先是“敢做吗”，这是一个魄力的问题，再就是“怎样做”，这是一个才干的问题，在完成和做好一个具体事情上，我确实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先讲一点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的故事吧，当时学习成绩很优异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承担了学校比较多的学生工作，在我的印象中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不是担任过学校的团委会学生会的什么职务了，但要负责的工作是很明确的。
记得当时每周要出一大板黑板报，每一期内容的构思稿件的组织都需要我去完成，当初学校的团队专职干部彭老师给我说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总觉得我是能完成的，也就毫不犹豫的承担下来了。事实上工作还是有难度的，每一期内容的构思就得要我结合形势和学校的状况来提出，向同学们组稿也比较困难，不少时候都是我自己在捉刀代笔。但不管怎样，这个每星期一板的黑板报总是按时推出的，这个过程和结果说明了我是具有做好这个事情的能力的。当然当年的同学后来多年的好友洪时明兄在工作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在黑板报组版和文字的才干让我从来没有过这一期黑板报能否按时推出的担忧。这个事情虽然不大，但从事情的过程和结果上看，我对做好这类事情还是很有胆魄和能力的，至少是心中有数的。
在成都七中读书时有二件事我已经在前面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一件事情是在谢晋超先生为我们组织的数学兴趣小组上，谢先生提出要我们办一份《数学小报》，其实他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只是表达了一种想法，具体怎样操作他没有多说，但不知怎的慢慢的这个事情就成了我和张昭的事情了，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谢先生当年给我们班上的课比较多，沟通交流比较方便，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应该与我个人的因素有关，因为在潜意识深处我是觉得我是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所以也就去承担了，当然张昭那一手隽秀的钢板刻字也是这项工作最终落到了我和她身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办一张小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的过程也有艰难之处。记得有一次谢先生在数学兴趣小组上解了一个高次方程
然后告诉我们这类方程叫对称方程，然后就说这一期的数学小报就重点介绍一下对称方程，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期的数学小报要有一篇关于对称方程解法以及引出来很多数学知识的文章，并且说了一句这篇文章大家有时间都写写。到了接近该出这期数学小报的时间了也没有收到稿子，于是我就只好捉刀代笔了。当然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是只好，我自己还是心中有数的觉得可以写出一篇较好的介绍文章，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写出了初稿，请谢先生浏览了一下他还是比较满意，这一期数学小报的主版文章总算是得到了解决。
还有就是我曾经说到的在高二暑假谢先生让我为他解答一份建国以来到1965年的高考试题，他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难度的，高三的课程内容我还没有学，要做出这份试题解必须要自学高三的课程。但在我的潜意识深处，我是认为我是能够完成这些的，当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当时稍有犹虑我也就答应了。拿到试题一看才发现解放初期那两年各个大学自行命题考试时，清华、复旦的试题中还有行列式的计算，当然是低阶行列式的计算，而行列式计算在当年是大学一年级的内容。于是我在那个署假中先是自学这些没有学过的内容，然后进行高考试题的解答。尽管整个过程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最终在我的努力之下还是完成了谢先生嘱咐的这项工作。
这几件事都发生在中学时代，当年尚且年青，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还谈不上什么魄力和才干，老师的嘱托嘛作为学生当然想尽力完成，只是这几件事在当时看来，作为学生的我要去完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当年敢于接受这些任务并尽力去完成，还是表现出年轻的我在判断一件事情的完成难度上以及自我克服这些难处是有一定能力的，否则也不敢贸然去接受老师交下的任务。这几件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能否完成或怎样完成主要涉及到我自己个人，与此关联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我只要对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些事做出判断就行了。而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些人甚至比较多的人一起去完成，这就有一个需要对工作团队作出判断并且组织这个团队大家共同去完成的问题了，而在这方面往往更能展示出我的能力与才干。
在回忆成都七中1966年6月到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三个月的情况时，我曾经提到过三件大事：一是六月十日左右成都七中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第一大字报，二是六月二十四日要求撤走工作组，三是八月十八日三楼阅览室大辩论，这三件大事都与我密切相关，头两件大事我扮演了主角的角色。成都七中第一份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并组织一批同学制作的，制作这一份长达将近二十页的大字报，是在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下午，我和十分密切的好友刘仁清就当时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和情况交换了意见，对当时出现的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师们的倾向提出质疑：如果这么多老师都是牛鬼蛇神，那我们成都七中党支部这么多年在干什么呢？加上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认为在全国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统治了17年，成都七中肯定不可能例外，于是决定写一份大字报表达我们的这个观点。我和刘仁清分手回家的时候天色己经较晚，我给他说我回去看看情况，看能不能在今天赶出一份大字报来，我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指的大字报内容的撰写，这个好像我在与刘仁清交谈的过程中已经比较心中有数，主要是大字报的抄写制作，这么晚了我要回家去看看能不能组织得起一批同学连夜赶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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