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0)

(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上边谈到的两件事是1967年上半年的前几个月中我作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成员在八二六派的“七毛”中做的我自认为颇能展示自己在做具体事情上的才能的事，同样的情况在我为红卫兵成都部队工作时也出现过。1967年6月，我和在成都七中同班的一位刘姓同学前住北京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组成红成驻北京联络处，设在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于当时形势发展的急迫性，按照联络处的意见由我专程回成都向红成总部汇报不要提出“打倒刘张”的意见和建议。

我回成都后形势己经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事实上“打倒刘张”的口号己不可收回，但红成总部还是安排了很认真的听取我们汇报的会议，记忆中武陵江石福全都参加了会议，不知道为什么蔡文彬没有参加。因为我们北京联络组的思路是很清晰的，所以我给总部的汇报应该也很完美，我感觉几位头头也很满意，只不过于事无济，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事实上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汇报会上总部的头头们议了下一步区域的发展趋势，当时成都市区多数区域己被八二六派控制，所以会上很强调控制南边的西昌地区以及通往西昌的雅安石棉两个地方的重要性，会后几位头头决定我参加红成总部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主要负责红成总部与专县上红成派的联络。

我当时的工作是每天晚上7:00之后到位于将军衙门的四川省委组织部去打上几个小时的长途电话，了解红成派在各个专县的状况。当时两派的纷争十分激烈，经常出现一种情况是专县上的红成派不仅是汇报情况，有时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总部明确表态，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状况还不十分紧急，我会告诉他们第二天这个时候我会来向他们传达总部对他们工作的指示意见，因为第二天白天我会找到红成总部的相关人员，向他们汇报这个专县的情况并得到相应的指示意见，但也有好几次遇到了很紧迫的情况，我就不得不在电话上以我对红成总部头头们关于区域发展意见的理解给他们作出引导性的下一步工作意见，而要做好这一点是需要自己有一定的魄力和才干的。

记得当时有两个大方向的工作印象很深刻。一个是当时川北与川南红成派的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川南宜宾一片犹为明显。他们有时在电话上讲到形势太严峻了，希望总部能同意他们向成都靠拢。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要根据我对总部大的发展意图的理解，引导他们不要致力于向西与成都靠拢，而是要想办法向东与重庆靠拢，除了重庆地区与红成同一观点的八一五派几乎占据了整个重庆，而对立面砸派的力量很弱之外，向东与重庆靠拢所付出的代价会比向西与成都靠拢所付出的代价小得多。另一个方向就是经雅安石棉到西昌，在与他们联络的时候，经常要反复强调一定要保障雅安石棉到西昌的通道以及西昌地区红成派的强大势力，为了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代价。这些事情现在回忆记叙起来好像是轻飘飘的，而我当年其实还没有满20岁，在哪个年龄要担当这一份工作并且要把它做好，应当对我还是一种考验，当然也是尚且年轻的我的一种魄力和才干的展示。

还有一件事情是在1968年三·一五之后。上面说道在1967年的六七月份，我在红成总部承担与专县上的联络工作，但这个事情也没有做到多长时间大约有一个月左右吧，起因是当时有“红毛七”的同学到红成总部反映，说我与八二六派的“七毛”过往甚密，特别是与“七毛”的几个头头私交甚好，他们说在1967年上半年的二三四几个月，我为八二六派的“七毛”做了不少事，包括在人民南路百货大楼上建办了那个很有影响力的广播站，总部听到这些反映后也很为难，他们告诉了我这个情况，我很坦然的告诉他们“红毛七”的同学来反映的确是事实，为了不使总部的大学生哥哥姐姐为难，我主动提出退出在红成总部的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68年春节前夕，我实实在在的在家中当了真正的逍遥派，其实我退出红成总部的工作也不是被动和无奈，因为我早已经有了一些离去之意，因为当时两派的纷争愈演愈烈，我认为为这种兄弟之争去耗费精力和时间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有“红毛七”同学去反咉我也正好就“借驴下坡”了却此事。在家中当逍遥派的这半年中，成都七中发生了“8.10”工学院十·一战团攻打并火燒成都七中行政楼的事件，以及“1.20”七毛的同学攻回成都七中的事件，我当时目睹了这些事件，看到“七毛”和“红毛七”两派同学都有伤亡，从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惋惜和难过。

1968年春节后，我回到成都七中参加了“红毛七”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负责广播宣传的组稿工作。当时的广播宣传不是只在成都七中，在这一片区中包括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科分院等当然也有成都七中在广播上已经连成一个局域网，每天的广播是由这几个学校轮流，也就是成都七中“红毛七”隔几天就需要组织稿件负责某一天的区域广播，我记得的当时“红毛七”播音人员中有余世杰敖以莎等。刚开始的情况还很正常，播音稿的组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后来就遇到了“三·一五”。比较巧的是区域广播网这一天的广播正好轮流到了“红毛七”负责，整个大的形势和局面是如此，该广播些什么内容呢？我记得当时余世杰敖以莎找到我，问我今天晚上播送什么内容？

其实从当天下午传来中央“三·一五”会议的消息后，我就想到了他们可能会来向我问的这个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头痛很难办的问题。肯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广播“打倒刘张”的内容了，因为中央的会议已经明确表态刘张不能打倒，肯定也不能像两派纷争时广播指责攻击八二六派的内容了，因为中央的会议上反复强调两派要团结起来尽快组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但也不能够到时候不广播，因为每天这个时候的区域联播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如果今天没有广播的话方方面面特别是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内部都会感到遗憾和愁帳的。到底当天晚上的广播以什么内容为好呢？

最后我告诉几位广播员，今晚的例行区域联播时间中，我们反复播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作出反复播送这个文件是经过慎重考虑后自己认为是最合适最得体的，第一，我们当晚的区域联播没有中断正常进行，说明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大家的心态很正常的，我们是该做什么就在做什么，并没有因为“三·一五”会议中断我们的正常工作与活动。第二，这份文件在当年是毛大爷主持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在某个意义上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功勋，红卫兵成都部队作为成都地区的老造反派红卫兵，有着这些该有的殊荣，我们当前虽然有了一些挫折和坡坎，但仍然不失老造反派红卫兵的风范。我想当年能够做出广播这些内容的考虑，也应该是自己个人魄力和才干的一种表现，也是自己在面对某些挫折的时候荣辱不惊的一种定力。

有些事情的进行与完成不仅需要魄力和才干，有时更需要的是担当，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担当不只是那种勇夫式的仅去承担，更是一种睿智，也就是一种有把握能够解决问题的魄力。想再次从这一个角度说说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已经说了不少的发生在我在大塘公司当知青的时候的所谓“打贫下中农狗”的事情。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当那位被他姐姐托咐我照顾的楞小子背着打死的狗兴高采烈地走到我的住处的时候，我立刻就意识到事情糟了，特别是看到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他的同队知青的神态，便知道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我一边和他们一起烹饪狗肉，一边就在琢磨这个事情可能的发展走向以及我的应对方法，我知道这个事情早晚会败露的，也知道事情败露后如果由那个楞小子去承担责任，会使得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潜意识中便萌生可能得由我出面去承担责任也许稍好些的想法，因为由我这个表现很好的知识青年承认是打错了狗而又愿意赔偿，问题的解决也许会稍好些。我有这些想法确实不是匹夫之勇，除了有觉得事情扯到公社去后那位郑书记一定会对我高高举起狠狠批评但又会轻轻放下使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外，更是因为我所知道当地农民养狗的一种习俗，当地农民养狗习惯上就像养鸡养鸭养猪养羊一样，是一种生活上的经营方式，他们养狗的目的看家护院还不是主要目的，主要是到了冬天人们需要狗肉进补的时候把狗杀了卖狗肉获取收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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