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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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这种逻辑性偏强的文字风格，给我后来的很多文字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上世纪70年代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从事文字秘书工作，尽管当年的工作量以及实际的工作成绩都是比较大的，但我应付起来是似乎驾熟就轻比较得心应手。其实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几乎所有上得了台面的文字都是“当代八股”，架构都是千篇一律只能那样写，我不是说八股文就逻辑性强，但八股文是比较适合我这种比较喜好逻辑思维的人去写的，至少写起来不是很费劲。当年我主持的金牛区商业局的《工作情况简报》几乎每周都要出一期，还要负责每年一度的商业工作会议的局长工作报告的起草，也就是在那几年中我还在《成都晚报》上发了几十篇通讯稿，有的通讯稿还有相当的影响，但这些工作做起来至少我自己没有感到多大的压力和难度，当然在外部的人特别是领导们看来工作量和工作成绩都是很显著的，这为我争取到了那几年我的工作是处于一个没有人安排和管理的特殊状况，实现了工作时间的自由。

这之中还有一件当年很奇特也很有趣的事。1975年按照金牛区机关干部工作安排的惯例我是在胜利公社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大概是三月底四月初吧，一天金牛区商业局第5把手的副局长来工作队找到我，给我说局里边要在4月中旬召开商业工作会议，现在有个棘手和麻烦的事是没有人起草商业工作会议上最重要的局长工作报告，我感觉很奇怪，因为局里边能做这项工作的就两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就是办公室主任，今年他是在局里面工作的呵。这位副局长委婉的告诉我，办公室主任以他去年也就是1974年没有在局里边工作，不了解去年的工作状况为由表示起草不了这份局长工作报告，所以他只好到胜利公社来找到我，很客气的跟我说看我能不能起草这份局长工作报告，他并且告诉我，找我之前他向工作的领导也就是区委副书记和财贸部部长请示汇报过这个事，两位领导没有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让他自己来找我商量，由我决定是否愿意帮商业局做这项工作，这个“帮”字也表示了领导们认为这项工作不是我的份内工作。

我当时是明白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内在联系了。先说说那位办公室主任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份工作？当年凡是能够做一点舞文弄墨工作的人都知道任何文字都是八股，不存在了不了解情况的问题。因为这位办公室主任既是我的顶头上司，与我个人的私交也甚好。我完全明白他的心思，他是在回避当时比较尖锐的一个矛盾问题。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是那些被整了两三年的造反派向当权派反攻倒算的一年，1975年初小平同志重新出山后提出要整顿，而3月份的时候形势还不太明朗，这位办公室主任显然不愿意掺和到这个比较麻烦的事中去，所以找理由推脱不愿意起草局长工作报告，因为工作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的去年也就是1974年工作的总结，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之下最理想的就是迴避。

至于工作队两位领导的表态我也很明白他们的心思，首先他们认为这不是我的工作，因此也不愿意加重我的日常工作负担，但为什么他们又不一口拒绝了呢？这里边也隐藏着一份他们对我的关心，他们对我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也明白我毕竟是商业局的干部，做不做这个事情最好由我自己来决定对我是最好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做，他们已经有言在先这不是我的工作，会为我拒绝做这项工作承担领导责任的，如果我答应去做，他们也许从更深的考量会觉得这样对我还有其它更多的好处，也不会阻止我为商业局起草这份局长工作报告。当时我在做了一定的考虑之后，略微客套的推托了一下也就答应了那位副局长的要求，那位农民出身的副局长确实很爽直，他在听到我答应之后真的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其实要起草这份局长工作报告对我真不是太大的难事，就是一份官样的八股文章嘛，只不过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当年不象现在文字工作条件很好有手机电脑，当年是需要一个一个字爬格子写出来的。我答应做这件事了其实后来也得到了不少的益处，首先是解决了商业局里边的工作难处，更直接的是与那位农民出身的副局长建立了更加良好的关系，这在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为把兄弟招回城出让苏坡桥那块土地时便显现出来了。再就是在区委副书记和财务部长心目中，对我的感觉和印象更好了，除了让他们感觉到商业局好像离了小许这根红萝卜就做不成席外，他们也为我这么爽快的答应做这个事认为表现了我的单纯与质朴。

我的这种逻辑性和哲理性偏强的文风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从成都科技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发挥，因为当年的文字上的工作主要就是写论文专著或编写教材，这两份工作特别是撰写论文专著本身就需要文章有逻辑性，如果在深度上有一定的哲理性更能表现出文章的风采，所以我的这种比较务实的文风让我撰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好读易懂。记得1984年暑假我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司和金融研究所组织的一个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一个只有15个人参加的小型研讨会，主要是闭门研讨一下当年货币发行的情况是否正常，参加这个会议是以征文的方式，也就是以金融研究所在国家一级刊物《金融研究》上发起论文征集，让希望和愿意参加这个会议的研究人员向《金融研究》提交对当年货币发行量发行是否正常的论文，然后根据论文的情况确定是否请你参加会议。

我在当年就以《货币发行量适度规模的模糊数学模型》为题撰写了论文报名，后来被选中通知我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了会议。我那篇论文实际上是从理科数学的角度建立模糊数学模型去实务测算当年货币发行量是否正常，当年《金融研究》的编辑老师多数都是金融财政等经济管理专业的，他们后来告诉我，在初次读到我的论文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完全读得很明白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文科类专业的老师，但是他们说因为我的论文逻辑性很强，也有相当的哲理，他们虽然没有完全读明白我的论文，但从大的方面是完全明白我的论文里架构和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他们觉得很有新意，所以就通知我参加会议了，这也许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吧，至少说明了我的逻辑性较强的文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对最合适的人还是能起到较好的作用的。

在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的这些年中，除了撰写论文外我还撰写出版了好几本专著，文字总数大约接近100万字吧，另外由我主编的各类教材，总字数大约有五、六百万，除了我自己执笔撰写的内容约有一百万字左右外，这五、六百万字作为主编我都需要全部编审修改，应该说这么多文字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我的感受中文风的逻辑性较强确实是对我的工作很大的一个支撑，有的时候在执笔撰写或者修改文字的时候，常有一种思绪涌涌一气呵成的感觉，更多的是能够得到一种文字撰写的享受，而不是通常意义下作为一份工作有一种承受压力的感受。

上世纪90年代在商海游弋的时候文字工作做得最多的是《项目报告书》和《可行性报告分析》，除了因为当时要进行的各种项目涉及到的政府相关部门和银行都要求提供这两个材料外，其实自己也需要对项目进行客观的实际的分析，因为这毕竟是实打实的在做具体事情，需要把项目可能的情况方方面面都弄清楚明白。这两个材料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项目的财务核算，也就是收入成本毛利费用纯利是多少，他们的计算依据是什么，他们的风险是什么有多大，这部分内容的分析撰写与我的思维与文风是很适应的，所以写出的材料最大的特点是清晰明白，当年很多相关部门读到我这些材料的时候，都感觉到很直观很明白很清爽，特别是没有多余的没有用的话。当年这种材料写得较多，是因为不仅我自己的公司要经常撰写，我替朋友们管理的公司也因为项目较多这种材料也写的比较多，朋友们的公司把这些材料送给有关部门后，有的部门还感叹地问这些个材料是哪位写的完全是教授级的嘛，朋友们回答人家本身就是教授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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