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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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在撰写文字材料方面，我从来的习惯都是喜欢自己动手，不大喜欢让人代笔，特别是在我给几个民办高校担任院长期间，需要我自己去讲话的发言稿，我从来不让办公室或者秘书写，都是我自己在亲笔撰写，其中包括每个学期开学时关于上个学期工作总结和本学期工作安排的要在学校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稿，以及每年各一次的六月学生毕业典礼致词和九月的新生开学典礼致辞等。我都是自己动笔撰写这些文稿，想法也很简单，这些重要的会议或者是典礼上，既然我要讲话肯定就是要讲自己想讲的话，如果让学校办公室文秘们代笔，不管他们怎样和我沟通交流，也无论我怎么样用语言向他们表达我想要讲的东西，最终他们可能写出来的东西，一定离我想要讲的东西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与其如此还不如我自己动笔写好一些，想说什么我就写什么，这其实是一件很愉快并且很令人享受的事。

当然自己动手写这些讲话稿不仅有些趣味与意思的，也有不同的难易程度。比如同学们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致辞，撰写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因为这两个材料在典礼上致词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不太可能有临场脱稿发挥的情况发生，所以讲话稿也很连贯也是一气呵成的，并且要相当注意致辞的文彩，毕竟是在几千学生入学或者是毕业的时候给他们的致辞，其中应该有学校当然也包括我这个院长对他们的希望和要求。而相对而言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的讲话，它的临场发挥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不需要形成一个一气呵成的文稿到时照本宣科，在那样的大会上照本宣科读稿子效果是很不好的，加之这种大会都是在室内举行的，有多媒体做支撑需要撰写的发言稿实际上是一组PPT，所以在撰写的时候形成的不是一个word文档，而是一页一页的PPT，这样可以临场发挥的发言稿撰写的难度显然要低点。

在个人的人生观念上我有两个比较显著的思维特点。一个是比较善于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当然主要指的是看人或看事，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对一个问题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尽管我肯定认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是正确的，但对于其他的理解和看法，不管与我的理解和看法有差异甚至差异很大，但我总有一个观念是这些其他的理解和看法，尽管我经过思维和考虑之后不会接受，但我始终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其他的理解和看法还是有他自身的道理的，所以在听到或者看到这些其他的理解和看法的时候，我都会很平静地认为这很正常很自然，我把这一点归纳为是我个人的包容性比较强，或者简单的称为听得下不同意见。

另一个是比较容易接受客观现实，比如对某个问题提出某种诉求，肯定最初的诉求是比较理想化的，但只要接触和进入到实际，一旦我感到客观实际情况并非我想象那样的时候，我会比较平静的调整也就是降低自己的诉求，也就是有进有退退而求其次嘛。我认为我的这两个思维特点是我这一辈子生活比较顺利比较愉悦的基础，当然也是我取得某些成功的基础，最大的优点是它们使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很平静恬淡，不偏执更不去折腾，“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随他去吧”的这种被动接受使我在现实中生活得比较快乐自在。

我的文笔把我这两个人生观念中的比较显著的思维特点表现的很栩栩如生。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自己撰写的回忆录，文字之中确实充分表现了我的思维特点，比如“他们有这种想法也能理解”，“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做不到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奈何之下，只有退而求其次了”，这些语言在回忆录中经常可以见到，真的是很充分的表达了我的思维特点。就是在分析一些重大问题时，我也经常表现出这种思维特点，比如关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些重大民生问题，出现市场化的偏差主要责任在于政府，就是政府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推给了市场，是政府在推卸自己该尽的责任，但我在分析中还是比较客观的谈到了方方面面都是促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好像方方面面都有一点责任，这不仅是文字上是这样表述的，我个人确实也是这样来看的，这些现实问题的。

其实在思维和心态上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处事之道，那就是对自己所遇到的所有的事都不大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不太容易让我的情绪出现一种高昂和偏激的情况，好事好的结果不会使我过分的高兴，不太好的事不太好的结果也不会使我过分沮丧，最主要是我内心深处很相信那个典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年逾古稀了回过头来看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很多事情，确实颇有点“福祸相依”味道，也就是不少事情的结果它到底是好是孬还真不容易说得清楚。在成都七中读高中的三年中，在高二上学期未的时候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因素，我突然从学校团委委员和预定的学生会主席岗位上结束了学生社会工作，看起来好像这不是个好事情，在当年那个政治氛围下似乎有点落魄的味道，没有想到的是这在学业上给了我很大的机会，使我能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学科学问，也就是在这之后稍晚一点的时候，谢晋超先生让我在高二暑假中给他完成一份历年高考试题解，这对我的学业发展至关重大，从时间上来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更不知道如果当年我还有那么繁重的学生社会工作，谢先生会不会让我做这件事。

后来成都七中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刘仁清龙向东刘正富都是成都七中第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的莶名人，用当年那个历史背景来看就应该是老资格造反派了。后来阴差阳错的因为方方面面的很多因素，他们三位分别成了两派红卫兵的负责人，而我却成了资格的逍遥派，尽管做逍遥派是自己所求，但毕竟在当年的环境下我还是显得很落寂，至少会有他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各种言语。但谁又知道后来历史情况的变化确实是多样的，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的生活中，我这个落寂的逍遥派从来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有过被难为之事，但那几位校友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愉快之事，当然还好没有太严重的影响。所以有些时候看起来不如意，但他也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好处，所以人世间阴差阳错的事情经常很多。

但这个老造反派红卫兵的背景有时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因为很多原因被广泛的认为我是局长接班人，至少大家认为各方面是在有意培养我。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地方上的造反派就是为了权力而来的，像我这种潜在的所谓接班人本来应该是他们关注乃至攻击的目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去了解了一下我的前世今生，才知道我是成都七中老资格的老造反派红卫兵，用他们自嘲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在街上工人斗学生的时候，小许你就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了，于是他们对我就分外客气起来，也就提供了交流的气氛让我告诉他们我无意也不可能去谋取他们想要争夺的东西。历史的反反复复的轮回有时似乎很搞笑。

上世纪80年代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我是教学科研工作成果特别优秀的老师，所以来向我做工作希望我靠拢共产党组织的友人还是不少，有校系领导也有共事的老师，这个事情还是搞得有点使人为难的，大家把话说了那么多我总得有点态度嘛。所以尽管我内心深处不大愿意受任何组织的管理和约束，但也向系上的党总支书记提交入党申请书，没有想到阴差阳错的这份入党申请书会被身为书记的朋友老康在家中放谜了找不到了，在南下干部老康极其复杂的方方面面的心态之下，居然帮我拖过了那两年，让我最终没有加入组织受到管束。我真的很难想象当年如果加入了组织，我的后几十年会怎么样，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会按照组织的指引和安排走上从政的路，这个我确实不太喜欢，并且按照我的情况来看也很危险。

从政这个事情肯定不适合我，首先是它不适合我的习性会让我生活得很不自在很不愉悦。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的多面性，善于适应一种状况会让我走到一定的位置，但同时我是个很物质的人，所以自我估计真走到那一步其实对我是很危险的。我曾经多次想过，如果当年真的是去从政为官了，我的后来路程一定会走得很坎坷，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会让我走上歧路，那到了现在的古稀之年，一切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很潇洒自如了。但当年不走从政为官之路，不仅有朋友感到惋惜，有时自己也难免有过惆怅，但最终看来不去选择那个看起来比较风光的的路径，才是比较典型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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