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76)

(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当年在金牛区的工作中，文字上的能力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是极大的，当然比较好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年的金牛区因为历史的原因，它的干部多数都是本地的，农民出身的背景使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我这一点成都七中高中六六级的墨水，在金牛区商业局就有点凤毛麟角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了。可以说，当年我是用这点高中毕业的文墨，让众人包括领导们都惊诧的看到在他们看来令人难以相信的我的工作成果，从而使他们认为我已经做到的工作，己经远远超过了我应该做的工作，因此没有必要再去管理和安排我的日常工作。当年我主要是完成了几件在当时众人眼中十分重要而又困难的几项文字工作，首先是每年召开全区商业工作会议时局长要宣读的年度工作报名，当然也包括參加金牛区每年一度的全区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提供其中内容不多的财贸工作主要是商业工作的基础资料。

其次是编发商业局日常工作的《情况简报》，这份日常工作简报在我去之前就有，不过状况很一般，一年发不了几期，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影响都不大，我去了之后局面大为改观，一是数量上我是按照一周一份在作工作努力的，一年要编发四十期左右，另外就是它上报下发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大，上报到市委财贸部区委办公室市第三商业局等部门，这样影响也增大了，受到各方面好评。第三项工作有点偶然，在当年那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应该算是我的运气比较好，这项工作就是我当了的《成都晚报》的通讯员，在那些年中前前后后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几十份新闻稿，这在当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不仅是金牛区商业局就是整个金牛区当年还是一种农村农民的文化范畴，能有这么些文章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一个比较直接的结果就是众人对我的刮目相看。

当年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确实很自由，我几乎没有直接领导，没有人来安排我管理我的工作，我每天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些什么事都是自己在安排的，最多是给办公室那位老大姐说一下，让有人到办公室来找我的时候，她可以告诉他我今天到哪里去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来找我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其他什么人，听到我不在是到其他地方去了，都会认为很正常甚至是很必要，都会告诉老大姐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让老大姐给我转达他来找过我就行了，当然在听到老大姐转达之后，我会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尽快地和他联系。所以真的要感谢母校成都七中培养我的那点文墨，让我在当年那种严谨的政治环境下能得到时间自由和工作环境的无比宽松的自由。

再有就是当年敢于去管那些没有人愿意管敢管的事，其实也绝对不是一种莽撞和妄为，更不是一时的冲动，其实对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与这些事情可能相关的一些人的状况与心思，我是比较认真客观的思考分析过的，思路其实是很清晰的。当年一位与我同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相处的老辈子曾经给人讲过，他说许仁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看到一些事情的本质，更能观察到与这些事情相关的一些人他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句话就是到了今天我确实也是认为他说对了。当年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些事情是客观的摆在那里的，虽然当年的政治环境让绝大多数人都在想尽办法的远离那些麻烦的事，但作为一个机关这些事情最终还是要解决才行，而在和这些事情相关的一些人特别是领导的相处中，我其实心中很明白他们是希望我去管管这些事的，但这个希望在当年的情况下谁也不能也不敢明说，那就只有我自己去有所为了。

后来当我主动积极大胆的承担了这些麻烦事的工作后，出现的情况和结果与我的思维和分析是一致的，我因为去承担解决了这些事情除了工作本身外，很取得了方方面面的很多隐性的好处，比如商业局的上级部门金牛区委财贸部和成都市第三商业局的认同，这些上级部门当时有一种潜在的观念就是如果要想把一项比较急的工作尽快尽好的实现和完成，在办事之前与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的小许沟通交流一下会有好处的。所以确实很感谢母校成都七中的一批数理化老师特别是谢晋超先生在教给我知识的同时，让我学习掌握了极为重要的逻辑思维方法，因为能有那位长辈所评价的能力，完全得益于个人学习到的逻辑思维。

在商业局工作的那几年中比较动荡和混乱的1974年，办公室主任下乡了，机关办公室中就只有我和那位老大姐负责办公室的各项工作。说那一年比较动荡和混乱，是因为那一年政治上的中心运动是“批林批孔”，那个时候林彪已经折戈温都尔汗两三年了，孔夫子也被批判了若干年了，所以“批林批孔”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运动的的核心是被压制了好几年的造反派要再次夺权。其实不仅仅是被压制，实际上在前二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不少造反派因为身上多少有点劣迹屁股上有粑粑受到了打击，现在大的形势对他们很有利了，所以他们要反攻要夺回在前两年失去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当年的情况己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下半年1967年初，不可能以牺牲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代价再来一次，也就是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还得正常运转，不能让它再次乱起来甚至停产停课，这样处在负责当年环城一周的大金牛区几十万人口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物资供应的金牛区商业局便面临着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政治上造反派们的猛烈攻击下，有着文化大革命前车之鉴的当权派也就是局长们，全部精力都在应付政治运动，避免不要重蹈文化大革命中被批的覆辙，根本无暇顾及经济上的日常业务工作，但商业局的日常工作还得推进下去。

整个1974年的大半年中，局面都很胶着也很混沌，当年的造反派们在各个层面来势汹涌，紧逼当权派的目的当然是要分享权力。机关干部们都人心惶惶，似乎都在考虑如何站队或者躱避站队。金牛区商业局也是如此，造反派们把当权派弄到会议室日复一日的“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局里的工作没有人领导更没有人负责，日常业务工作就任其自行进行。我在这时的观点却与众人极不相同，也许是双方争斗的局外人要看得清楚些，当然更是当年经历的一左一右的文化大命让我明白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所以我没有躲避纷争的漩涡，反而身在其中为他们服务，甚至开出了一个在会议白热化时进去卖烟的玩笑。我的目的和用意是提醒造反派们悠着点不要逼人太甚，给自己留条后路多少是有好处的，当然私下里我也给与我关系较好也听得进去我的话人讲，适可而止不要把局面弄得太僵。

其实这个事情从最简单的角度来看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当时最高领袖要坚决的支持造反派们重新全面掌权，就不会在1969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团结胜利九大召开之后，又连续两三年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这是一个一左一右的轮迴，所以站在局外的我还是希望尽量调和金牛区商业系统造反派和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希望他们不要相互打压得太历害太凶狠，让大家最终都没有退路，应该说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当年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的。能有这些分析和看法，与当年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最初两三年的历程有关，当年就看到了作为伟大舵手的毛先生，他掌舵的这辆文化大革命大船一直就是一左一右的言不由衷的航行着，想来伟大领袖面对左右两派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发挥领袖和导师的权威，一左一右的协调着左右两派，看来伟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也有凡人也就是平常人与生俱有的苦恼和烦劳。

在成都七中学习和掌握到的文字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在上世纪80年代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南财经大学专注教学科研的时候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几年中我自己撰写的文字超过百万，需要我编撰的文字，更是有好几百万，好在是我的文字功底能力使我应付这些工作游刃有余。当然无论是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还是撰写专著教材，逻辑思维能力至关重要，而这一点一直是我的一个长处，文字和思维的逻辑性保障了我在这么大的工作量面前，能够心中有数从容不迫的完成所有的工作任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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