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仁忠：路漫漫，吾将上下求索: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284)

(续)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到了2021年情况就比较严峻起来了，除了世界范围以内新冠病毒传播日益严重外，国内的情况也日趋严峻，防疫的各种各样的管控措施都在完善与加强。于是，核酸检测普遍化了，健康码出现了，隔离和封闭的设计与实施都在提高与提升。这些对民众日常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与妨碍在加强，一些基层比较过头的执行举措也使大家时有诟言。除了核酸检测外，新冠病毒的多种疫苗也相继问世，应该说几乎是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都自觉主动或不自觉不主动的打了疫苗。到了2021年下半年特别是年底，国外科学界和医学界关于新冠病毒变种传播性加强病毒减弱的研究与实操，让世界喘了一口气，但我们的反应因为习惯的惯性使得各种管控更为加强，直至出现了2022年上半年作为东方魔珠的上海也出现了封城。整个2022年的新冠防疫是十分严谨和到位，很多科技的东西进入到防疫领城，比如核酸检测就有单采、混采、双采、单检、混检、预防性全员核酸检测、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提法与举措，至于健康码管理就有绿码、黄码、红码、灰码、场所码，行程码等等。

前边我已经说过了，到了2022年最后一个月，变异了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加快，想要用隔离封控这些传统的“清零”手段显然不行了，于是封控在没有任何预兆和告之的情况下放开了，当然这种急匆匆的放开，也迎来了大面积的感染。因为放开的太突然太仓促，方方面面包括医院和个人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从2022年12月份开始，到2023年元旦春节前后，所有的医院都是人满为患。我在前边的记叙中已经说了我在2022年12月放开不久就中招“阳了”的情况，因为我个人习惯性的对就医的堕性，生病了就在家中休息，按自己的方式吃点药，基本上是挺过去的，没去医院就医也就没有进行核酸检测，说自己“阳了”也是自我推测。而更多的人习惯上不是这样的，有病了就要到医院去就医，还那段时间大批的人都迅速中招“阳了”，大家都涌入医院求医问药，使得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一床难求。

2023年元旦春节前后的两三个月中，最为困难的是老年人，我的母亲当年95岁了，放开不久后也很快感染，送到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之后，仅管医院庚即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仍然住不了院，好在我那个执着的兄弟，他也是70岁的老人了，没日没夜的守在第五医院门诊部，最后死乞百赖的在门诊弄了一个临时床位治疗，当时母亲的肺部CT显示已经2/3白肺了，医生们对这种九十高龄的老人都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但老母亲的顽强坚持居然让她挺了过来，在经历了门诊临时病床的十来天治疗后，最后五医院为母亲在骨科安排了一个床位。为什么是在骨科呢？因为那段时间全部都是新冠病人，医院里所有的科室都成了“呼吸科”，在医院与母亲及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她终于逐渐好转了，我们庆幸和祝愿今年已经迈入九十七岁的母親健康长寿。

在新冠“口罩”这几年中，成都特别是我所在的青羊区还是比较幸运的，成都虽然每年都还是有几次拉响警报，但几乎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化解的比较快。特别是我所在的青羊区，一直是比较安全的区域，成都市的成华区、锦江区、武候区、龙泉驿区和金牛区都曾经是一个一个的重灾区，而青羊区虽然也有过惊险，但给人感觉影响都不是很大，所以在我的感觉中，那种封闭隔离好像离我们还是比较遥远的。至于我个人，因为习惯性的讳疾避医以及“等等看不招急”的思维，几年中除了很听话的尽量减少外出外，其他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发生过。比如核酸检测，头两年我是从来没去做过的，潜意识深处我在想就是检测出来阳了又怎么呢？都是到了2022年，因为各方面的要求日益加强，比如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都要查验健康码是否绿码，我才开始去做核酸检测。至于新冠疫苗，我就一直没有去打，不是对新冠疫苗有什么想法，而是我从来就没有自觉主动的打任何疫苗的思维和习惯，这使我成了少有没有打新冠疫苗的老人，这两年说新冠疫苗副作用的多了，这种说法的依据虽然不多，但我私下里还是很为自己没有去打疫苗而庆幸的。

遭遇新冠病毒防疫应该是我二次退休以来所经历的一个人生桥段，当然它是很被动的，完全被新冠病毒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防疫的安排所支配，比较庆幸的是我的运气还比较好，方方面面的因素当然也包括自我的一些因素还没有使我在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人生桥段中太难过。撰写回忆录和遭遇新冠病毒防疫，是这几年相辅相成结伴而行的兄弟，回忆录的主体部分都是在三年“口罩”期间完成的，新冠病毒的防疫让回忆录的撰写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而愉悦的回忆录的记叙撰写使得这三年的生活还不至于太枯燥无味单调简陋。恶梦般的“口罩”三年好像已经逝去，除了经济有些怪异令人难以捉摸外，世界旅游好像也恢复了正常。新冠防疫结束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23年只尝试性去了一趟泰国普吉岛，今年就是2024年想多去点地方，除了3月份已经去了日本之外，今年计划中还有一次8月左右泰国曼谷和普吉岛之行，年底这边进入冬季的时候还想到温暖的澳大利亚一游。旅游上更远一点的想法应该说也是一种愿望吧，就是虽然进行了多次欧洲游，但美丽的北欧还没有去过，愿望中还是想去去的，另外就是我的美国十年旅游签证好像最迟在2026年初就要到期，是不是再去美国游游特别是到中部地区看看也在愿望之中。

这几年中还想记叙的第三件事便是朋友的交流，严格的说是同学的聚会，这些聚会中尤以中学同学特别是成都七中校友的聚会更令人难以忘怀。退休老人的朋友交流，本来应该是很广泛的，工作了几十年单位同事之间应该交流是比较多的，但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现在退休老人的朋友聚会其实能够常态化的就是同学的聚会，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是77、78级的特点，大学同学有比较大的年龄差距，加之大学同学毕业后聚集在一个地方的不多，所以同学聚会中更多的是中学同学的聚会。由于历史的原因，成都七中的老三届校友大家相处的时间特别长，最长的甚至有十七、八年，短的也有五、六年，时间跨度从1960年到1977年，也就是1960年从初一开始，6年的中学学习到1966年，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底，最后下乡当知识青年，有的甚至是197 7、 7 8年高考开始时才考入大学，所以前前后后最大的时间跨度有十多年。

这里所说的长达十七、八年的相处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特殊情况，但确实是可能存在的。几位同学如果在1960年上初一时就进入成都七中，初中三年中考后又继续同时在成都七中读高中到1966年，后来进行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底，1969年初下乡当知青时大家又集体下乡在一起，中途没有被招工，直到1977年或1978年才考入大学，这样这些同学确实就在成都七中的名义下相处了十七、八年。我在成都七中和同学相处的时间没有这么长，我初中不是成都七中的，到1963年9月才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后来文化大革一直到1968年底，下乡我没有随着成都七中集体到西昌冕宁县，这样与七中校友们相处的时间是五年多。

尽管相处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但特殊的原因使我在成都七中结交的同学朋友不少。首先是读高中那三年，一方面我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受到大家关注，另一方面曾经担任过校团委的宣教委员也使我与不少同学有广泛交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前三个月，我先是执笔写出了那份在学校引起争议的大字报，继而在驱赶工作组的活动中又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为引发了同学们对我的关注也进而结交了很多朋友。两派分裂后，一方面作为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我，在“红毛七”中有很多观点一致的战友，但另一方面因为老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份，我又与八·二六派的“七毛”中的不少同学交往甚密，并且几度在“七毛”中发挥一定作用。所有这些，使我在五、六年的时间中结识和交往了成都七中相当一批同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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